到中国，访书去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等著中华书局2006年2月版定价：32.00元

　　相关阅读：《旧时书坊》秋禾少莉编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定价：20.00元

　　□书评人 董炳月

　　钱婉约和宋炎辑译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简称《访书记》）收录了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六位日本著名学人的二十余篇记述中国访书经历的文章，为认识近现代中日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由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编著的两册《东洋学的谱系》（大修馆书店1992、1994年出版）可知，日本近代东洋学的成立是以广义的中国学为基础的。上述六位日本学人中除田中庆太郎外，均列名江上波夫的两本书中。可见，《访书记》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呈现东洋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访书”一词似为内藤湖南等人所造，现在，它随着《访书记》被引入中国，意义不小。“访书”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逛书店”一词显然不同。较之于“逛”，“访”是一种认真、庄重、严肃的态度。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概可以简化为“访书”二字。一个“访”字，在学者与书籍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强化了“书”作为认识对象的主体性。用之于日本学者与中国书籍之间，还表明了“访书者”所持有的某种与在近代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脱亚入欧”观念相悖的文化价值观。

　　书籍主体性的提升包含着某种新的学术可能性。在“前电子媒体”时代，书籍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一本书的诞生、流通与被阅读并非偶然。它是出版、流通等商业行为的结果，但这种商业行为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并通过文化人的参与完成向“文化”的转换。文化人与书籍发生关联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将这个过程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这些文化内容才能够被揭示出来。这个过程有可能包含着国家学术体制的参与（如内藤湖南1912年的“奉天访书”），也有可能主要是出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如武内义雄《房山记》所描述的骑驴游房山）。在文化史上，某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有时是由某位学者与某本书的相遇引发的。1926年7月2日午后，鲁迅在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买到了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中国民族性》，于是才有《马上支日记》中有关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安冈的书是东京聚芳阁当年四月出版的，出版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在北京购得，可见当时中日两国间书籍的流通状况。长泽规矩也1931年所作《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北平书林”一节也写及东安市场的书店，曰∶“此地的书店，从洋装、平装到东西洋国外书等杂然并存，间或能从中挖掘到不错的外文原版书。”鲁迅的购书经历可以与此类记述相印证。

　　《访书记》所录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的文章都谈及在琉璃厂的购书，日本现代学人竹内好上世纪30年代留学北京的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至于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在琉璃厂购书的就更多。琉璃厂与现代文化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可进行专题研究。

　　田中庆太郎未能进入江上波夫的《东洋学的谱系》，大概是因为田中是书商而非学者。不过，从图书流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在现代日本的传播过程来看，田中及其经营的文求堂的贡献也许更大。

　　田中身为书商却能够批评东大、京大这些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研究者，是因为他本人学问好。这应了“学在民间”那句话。学问好，眼光高，进的书自然质量高，于是文求堂被视为“文求大学”。1923年东京大地震，文求堂毁于火灾，大量珍贵汉籍化为灰烬。东京失火中国文化遭殃，可见两国文化关系之深。灾后田中重建文求堂，调整经营方针，输入中国的白话文教科书，促进了中国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此亦可谓与时俱进。这位田中不仅精通书籍，而且精于察人。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他欣赏郭的才能，甚至考虑过把女儿嫁给郭。可惜，文求堂在1954年关闭，现在中国的一般读者就只知道内山书店了。翻阅这本《访书记》，可知田中庆太郎不仅眼光高，而且风度甚佳，并且写得一手好字。

　　了解前人的“访书”之后再来看今人的“访书”，也能从一些平淡的风景中发现意义。现代学人的求学之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访书”之旅。就中日两国而言，到访东京的中国学人会时常走进神保町书店街、纪伊国屋书店或者东洋文库。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外国学人也会时常在风入松、万圣书园留下身影。若干年后再有人写“访书记”，许多城市的许多书店、书店街还会成为记述对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