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杜维明：儒学的使命

　　数千年前一个老人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但对于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应该如何看待，1840年后以来中国人却是数次变易，甚至倒转。

　　悲观者认为孔子死了，正如上帝死了一样；乐观者则认为儒家思想必将为世界作出其应有贡献。当然，在此之前一定要欲火重生。

　　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的转变无疑是更加缓慢而艰巨。但我们仍愿意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未知的大门，探索未来的方向。

　　本报特此整理出国内数家媒体对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专访内容，以更进一步了解这位现代人文大师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独特的思想和意识。

　　“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

　　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

　　记者：一些外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如此高速增长，是经济史上未有的。但是中国人并非都如此的兴奋，今年两会上，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公平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民工问题、保障弱势群体问题等等。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人文教育和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转型？

　　杜维明：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1980年，我的同事也是一名政治学学者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后儒学的挑战》(The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的文章，他认为，在当时的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篇文章虽短但引起了震撼。

　　记者：当时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

　　杜维明：不仅没有，当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要垮台。2000年帕金斯出了一本书，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竞争对手：美国、德国和日本，他的结论是德国会成功。那时柏林墙倒塌后，大家都看好德国。我问他为什么只字不提中国，他说，看数字，中国经济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大概50年以后再考虑中国问题。很清楚麦克法夸尔从政治学家的感受和帕金斯的差别。帕金斯曾在西雅图作过一系列演讲谈及此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几亿人能够脱贫，而经济发展又是和平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

　　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在台湾长大，1954年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马尼拉，那时马尼拉是亚洲地区发展最好的城市，从台北到马尼拉就相当于从中国西部到了上海、北京。那时我们被称作童子军，还有从东京、汉城来的，我们到了马尼拉都震撼于当地有出租车、有摩天大楼。当时东京还没有从战争恢复过来、一片残破；而台北到处都是三轮车、自行车，汽车都不多见。但现在，马尼拉却没落成整个亚洲最落后的地方之一。在拉美，曾经的“巴西奇迹”经过10年辉煌，垮下来后到如今都未恢复。所以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所以，人文学者有些担忧是从长期而非短期、从全面而非片面着眼的。只看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

　　经济发展的代价是什么？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机制，但如果整个社会变成市场社会，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那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另外的忧虑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从西方经济发展看，可以画一个十字，上边是自由下边是平等，左边是效率，右边是社会公平。在这个坐标体系中，美国是走自由为主的道路，不平等没有关系；但没想到现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如此棘手，“仇富”和“欺贫”现象频仍。如果过分突出效率，那么社会和谐、社会凝聚力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划一条线，很显然中国是在往自由和效率方向走。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忧虑也是对的，他们就怕改革开放的步调停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辩论基本上代表了中国面临问题的不同面相。不同的价值之间有矛盾冲突，要自由又要平等，要效率又要社会和谐，怎样拿捏分寸、把握平衡，这其中难度很大。

　　儒学核心是见利思义

　　《论语》讲究忠、孝、仁、义，算盘则言商求利，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记者：在企业界，成为儒商正成为一些企业家的追求，您认为，做儒商最关键的是什么？

　　杜维明：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儒商的观念，这些企业界的知识分子能够自觉觉醒，比如日本有名的涩泽荣一，曾创办或管理过500多家大企业，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其专著《<论语>加算盘》，讨论利和义的关系，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论语》讲究忠、孝、仁、义，算盘则言商求利，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记者：经济界应当培养怎样的领导人才？

　　杜维明：除了要培养技术研究、专业知识之外，必须要培养文化能力，就是文史哲，包括心理学、政治。专业之外，没有对历史、哲学的反思，没有对宗教的终极关怀；只有智商，没有情商，没有伦理学，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人文学科是软件、软实力，经济是硬实力。除了物质条件外，对于人来说，精神价值、情商、伦理等方面也很重要。

　　21世纪的领导，不可能只注重经济，不注重文化；不可能只重视技术水平，不重视文化能力；不可能只重视智商，不重视情商和伦理；不可能只注重物质条件，不重视精神条件。

　　记者：您曾提出一个观点，21世纪宗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您怎么看待企业中科学技术和宗教的矛盾？

　　杜维明：以前我们有一个认识：科学是进步，宗教是迷信，科学是理性之光，宗教是黑暗，理性之光向前照耀，黑暗就被驱除掉了。现在最好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是，科学之光越往前照耀，越了解到我所知道的很少。越进步，越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好些优秀的科学家都有宗教信仰。

　　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看，21世纪宗教的力量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强。因为现代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增加，人们在寻找：人要追求什么利益，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

　　比如，佛教现在开始讲人生佛教，不是讲死的问题，不是讲跳出轮回，20世纪佛教的发展是入世的，用佛家语言讲是要“结善缘”，要“转世”而不为“世转”，要通过你的修炼，对你的家庭，你的社会起积极作用，而且不是在将来，是在现在。

　　记者：在世界潮流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学习、怎样选择？

　　杜维明：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我知道有些企业家从事佛学研究，还有些尊崇道家，当然儒学是塑造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资源。儒家传统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学”，学什么？就是学做人，培养人的人格。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学习不是要掌握很多知识，不是要积累很多能力，人文学所有的价值，包括人文、艺术、哲学，都是要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可缺少的东西。

　　中国本身是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士农工商都看得很重要，现在我认为，企业应当对自然、对宗教，对精神世界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人文精神不应当和自然和文明有冲突，人应该更宽广，更包容。

　　美国的企业家做企业之后，做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家也有可能这样做，像办书院、研究院，支持一些学术项目。据我所知，现在广州、深圳、香港的一些企业家都是这样做的。

　　重新认识传统成为潮流

　　国家能力的增长使中国摆脱了漫长的根本性危机，但精神上的空白却一直无人填补，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重要来源

　　记者：您1985年到北大开设《儒家哲学》时，当时的情况与1923年梁漱溟先生在北大开《儒家哲学》有相似之处，就是学生兴趣不大。现在在内地讲学时您觉得有变化么?

　　杜维明：变化很大。我经历了中国对儒家文化态度改变的这个历程，在1985年我到北大演讲，一位复旦大学的学者对我说，我希望你50年后再来跟我们讲儒学，现在我们没有兴趣，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要西化，我们要了解西方，对儒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1985年我去找了梁漱溟先生，那时他年纪很大了，他说，我记得，那时开课我很生气，我到北大去讲儒学，来了很多人，他们不是来听儒学，他们是来看怪物的。所以我教了一次，我就不教了。我租了一个小地方，每一个学生收一块大洋，学生来得很少，可是来的人听得很仔细。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讲儒学也差不多，绝对找不到一个人认同你，而现大家在要求重新认识、理解传统，甚至继续创造、发展传统，这个意愿非常强烈，这与上世纪80年代把传统完全抛弃掉的态度完全不同。

　　(杜维明掏出一张面值1000元的韩国纸币，纸币上一面印着一位长者，另一面是一所书院，他手指纸币说，这是被称为“韩国朱熹”的李退溪。李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书院则是李创办的陶山书院。如果在中国就等于是朱熹和白鹿洞书院。)

　　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如果现在重新行调查的话，答案可能有变化。

　　记者：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仍是发展经济，而传统文化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来说，不是第一位的。您为何一直致力于推广儒学？

　　杜维明：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也很少国家、很少时期出现过像今日中国这样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间巨大的紧张感。因此，精神重建是当务之急。国家能力的增长使中国摆脱了漫长的根本性危机，但精神上的空白却一直无人填补，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重要来源。

　　记者：儒家所认可的经济观与西方有什么不同？

　　杜维明：对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核心价值，儒家提示的，不仅是少一些个人主义、少一些自我利益、少一些敌对，它既不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接受市场经济，同时不削弱中央政府的领导、尤其是其道德责任；拒绝阶级斗争，同时不放弃平等的原则。

　　记者：您认为当代中国，儒学的至高境界是什么？

　　杜维明：冯友兰引用宋儒张载的名句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先生称其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2003年温家宝在哈佛演讲时曾引其中三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将儒学其“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作为中华民族追求的一种境界。

　　杜维明小传

　　杜维明在贵阳文化节上接受

　　杜维明不是一个学究型教授。

　　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公众知识分子。他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

　　杜先生1940年出生于昆明，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

　　杜维明的学术生涯，至今大体经历三个时期。1966年至1978年，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他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马娟 庞华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