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有多少戏可以胡来？

　　今夏之后的首都剧场，了无大戏。倒是一出低成本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正在其三楼的实验小剧场里夜夜笙歌。近观之，戏的品相一般，也就比大学课本剧的水平略高。但其连演月余且天天接近满场的票房，却令抵足而立的国话、人艺如鲠在喉。有多少戏可以胡来？时代给予的答案，竟是花样迭出。

　　戏逍堂，这个“胡来”一剧的班底，多是戏剧的外行人。整个仨瓜俩枣，弄个三招

　　文化界诸事，近年来愈发要用艺术标准和市场规则这两个视角来观察。泛滥一时的口水诗之争，争的就是诗歌艺术的标准还有没有底线。在海淀这一京西文化重镇爆发的书价大战，拼的则是谁能把出版业市场规则的底线凿穿。“超女”一词被拒绝编入新版《辞海》，说明这场躁动一时的秀，虽然领起过文化市场的一阵风骚，却还无法在文化标准的基座上沉淀出一隅之地。先富起来的浙江横店人要拿200亿元再造圆明园，市场规则或可允其通行，苛刻的文化尺度却很可能令其画虎不成反类犬。

　　有多少戏可以胡来？只要能完成最基本的启承转合，戏就可算戏。只要能按照市场规则去塑造卖相，戏就可大方示人。以此来看，以戏逍堂模式为代表的这条戏剧新路，虽不乏稚嫩，疑似莽撞，却算不得胡来之作。至于其艺术品质的高低，足可见仁见智，本就不该千篇一律，不必整齐划一。至于其低成本的经营套路，只要不搞出低于成本的恶性倾销，不搞出坑骗文化消费者的低俗噱头，就可大方叫卖，愿者上钩。自诩科班的话剧人们，倘若真的被“胡来”刺激到了，那就不妨把一时迸发的醋心与辣意，用在打造自家文化产品的品相与卖相上。

　　毕竟，这是一个由观众用脚投票的时代。

　　仲秋时节，脚底板痒痒，暴走族甚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各式文化活动，被秋雨一浇，正分外妖娆。两万五千里长征故道之上，刹那间涌来N多队伍，都在用脚板感受历史的厚重，已经把小崔率领的那支走了小半年的小分队，遮蔽到不知何处。纪念长征，意义重大，需隆重其事。但某些地方，让男女老少，一律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两百里不嫌长，三五里不嫌短，照相机前旌旗飘飘，摄像机前口号阵阵。观其状，虽有了先辈的架势，却失了先辈的扎实。

　　戏，不是哪里都可以演的。长征留下的，不是剧本，而是精神；不是戏装，而是信念。品咂长征精神，体会时代信念，切忌以做戏的姿态，行胡乱应景之事。71年前那个霜色深重的秋天里，中央红军已抵达陕北。身居沪上的鲁迅，笔下流露出“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豪情。这位已经离开我们70年的先生，有生之年，每每论及中国的文化，便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他讲的个性，包括了拿来主义，却并非胡来主义。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与沉淀之后，今天的中国文化，应能超越鲁迅及其所处时代的特有局限，应能领悟到红军所代表的革命者，以及鲁迅所代表的思想者，所共同追求的包容与创造。

　　新长征路上的长征，既需要夏的激情，也需要秋的冷峻。市场经济下，规则当道，冷暖自知。戏逍堂选择的路径，以及路旁不时闪现的非议，与汽车制造界里，那些奇瑞、吉利们曾经的遭遇，何其相似乃尔。那个圈子里的科班出身者，也曾经布下妄议，视奇瑞、吉利等如简陋的垃圾。但在这个越来越懂得坚守底线和鼓励创新的时代里，妄议终不成器。任何一个后来者，只要跟得上时代脚步，就能有一席之地。而无论先来后到，只要被标准卡住，或被规则拿下，就会被判出局。

　　生产汽车与生产话剧，在此同理。不要担心戏逍堂式的“胡来”，会把话剧的门槛扯得过低。它若不与观者共同前行，就会被无情抛弃。对中国话剧界更有意义的景象是，虽某些陈旧的非议仍未消除，但在首都剧场的售票厅里，民营的、不那么科班的“胡来”，与国有的、相当科班的大戏，其海报并排高悬，各自明码标价，观者来去自由，掏钱者左右任选。

　　这是戏逍堂们的幸事，也是这个时代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