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征（中）

　　毛泽东被临时补进长征花名册

　　1934年10月25日晚，红军突破了敌人设在信丰古陂的第一道封锁线，马上就要走出中央苏区了。

　　半夜时分，毛泽东拄着棍子走在漆黑的山径上。忽然迎面出现了点点火把，每支火

　　走过古陂街二三十里，到了宿营地。胡昌保带人到军委副官处去领取供给毛泽东的食品和物品。副官处的刘副官正拿着本子发东西，见了他们便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领什么东西？”

　　胡昌保回答：“我们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领取供给主席的东西。”

　　刘副官翻开本子，看了半天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便说：“毛主席的名字不在这里。这里有博古，他为中央一队，王稼祥等为中央二队。毛泽东来了，怎么办？我去请示一下。”

　　军委副官处的花名册上居然没有毛泽东的姓名，他成了“编外人员”！

　　刘副官请示回来说：“毛泽东及有关人员编为三队吧！”说完，发给胡昌保他们一些打下新田、古陂的战利品。

　　毛泽东是临时补进长征队伍的花名册的！这个临时编成的中央三队，除了毛泽东和警卫班十几个同志外，其余就是马夫、挑夫、担架员等，几乎成了毛泽东“独立支队”。后来，这个中央三队才编进军委系统的“红星纵队”。

　　这印证了伍修权、吴亮平等同志的回忆：有的为“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不幸被俘牺牲。他们最初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当然，这里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李德临出发前夜，项英跟他的彻夜长谈中谈到的，毛泽东跟博古有过默契，毛泽东表示“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博古才最后批准毛泽东长征。

　　毛泽东差一点被取消长征资格！虽然出发前被勉强允许长征了，可又没有把他的名字列进供给“花名册”，对他置之不顾。

　　当时的走与留，无异是生与死。被迫留下的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古柏、贺昌等同志都牺牲了。

　　历史是在严峻苛刻的条件下造就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的。

　　周恩来召集“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通道县城。这个不太有名的县城，由于中央军委在这里开了一个“飞行会议”，变得响亮起来。

　　这个会是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由洛甫和王稼祥向周恩来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算是“讨论失败”的一系列会议的序曲。

　　过了湘江之后，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带着对中央红军湘江之役的悲痛，更多地倾听来自毛泽东方面的意见，而且主动与他接近。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即听到毛泽东对“三人团”的指挥有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他又陆续直接间接地听到洛甫、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意见异曲同工。

　　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全军指战员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

　　周恩来是个谦逊宽容的人，他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但他又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黔、川之交的2、6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现在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央军委研究。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讨论出路问题的会议在通道开，也具有象征意义，而通道的确也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于湘桂黔交界处，贯通三省。

　　参加会的人到齐后，周恩来站起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野战军的去向问题。听到大家一些意见，现在请大家端到桌面上来。”

　　李德打着摆子，冷得有些发抖。他见大家不说话，不耐烦了，便首先发言：“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四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嘛。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顾问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本来寒颤的身子更加抖索，急赤白脸地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详说敌军布阵

　　毛泽东没有理会李德的态度，慢条斯理地说：“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清楚吗？”他停顿一会，见李德不吭声，又说下去：“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

　　知己知彼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部署了然于胸，他在会上娓娓道来，使与会者听得惊心动魄：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后，迅即部署了新的追堵计划，即围歼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因此，他老谋深算，把边剿的兵力重点部署在湘西地区。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湖南军阀何键在湘西地区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

　　除了修筑碉堡线之外，“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加强集中指挥，把五路兵力改新编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指挥第一、四、五各路及第19师55旅，并补充4团；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指挥第二、三两路。

　　12月12日，何键命令：“薛总指挥所部由东安一带向武冈前进”；第一路各师“经新宁、城步、绥宁，节节截剿”，第四路2个师“出洪江”，和“位置于梅溪口、长铺子附近”；第五路1个师“位置于武冈、花园、瓦屋塘”，以堵截红军北进，并与桂军协同，妄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桂黔边区。

　　12月13日，何键又命令其第1兵团“主力推进于会同、靖县、绥宁之线”；令第2兵团薛岳部“主力推进于晃县、玉屏、天柱等处，构筑工事，堵匪北窜”。

　　这样，敌人以其15个师的兵力部署于新宁，城步、绥宁、武冈、靖县、洪江、会同一带，并以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我追击，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的路上。

　　广西军阀也派出兵力，组织了两支追剿队，以其15军军长夏威率领两个师为第一追剿队，以其第7军军长廖磊率领两个师为第二追剿队，从西延山脉开始即尾我追剿，向湘黔边境前进，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红军再度返回广西。

　　从围追堵截红军的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为薄弱的一路。贵州地方军队名义上是1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缺指挥之才，兵有“双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之称。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25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为一派，犹国材是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表示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他能直接调遣的只有2个师所辖的5个旅15个团。

　　当中央红军离开广西地界，进入湖南省境时，敌人阻截红军的兵力部署，显然是把防堵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作为重点的，这也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在这个方向上，蒋介石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战残余的红军主力。

　　毛泽东介绍完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

　　忍着疟疾折磨的李德本来就难受，很吃力地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又挨了一顿奚落，坐不住了，中途愤然离席。

　　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

　　会议仍在继续。王稼祥忍着伤痛从担架上抬起身子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

　　洛甫紧接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北边摆着五六倍于红军的敌人，疲弱之旅怎么钻得过去？到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时候了！”

　　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走了，势单力孤的博古垂下了头，降低声调问：“不按原方案走，红军应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果决地指出：“黔省防御力量弱，王家烈惊慌失措，野战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洛甫、王稼祥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一直在倾听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到了，站了起来，剑眉一耸，扬声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路上也听到了他的意见，权衡过敌我双方的态势，觉得只有改变进军方面，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

　　博古也只得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2军团、6军团会合吧。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往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博古的意见与众不同，他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原计划，只是觉得绕道贵州会顺利些，可以避免钻蒋介石的大口袋。不管怎样，他总算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会后，周恩来立即将通道会议的决议付诸行动。

　　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这是通道会议后发出的第一份电报，直接体现了通道会议的主要精神。

　　短促的通道会议意味深长。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影响。

　　长征前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