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的红军》：纪念一支失败的红军

　　不能因为失败就淹没了一段历史，不能因为失败就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西路军”就是这样一支曾 经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队伍，现在，它的历史轮廓终于出现在纪录片镜头里，得以面对广大普通观众。

　　撰稿／钱亦蕉(记者)

　　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这个纪念胜利的日子里，来自上视纪实频道的摄制组却将摄像机对准了一支失败的队伍——“西路军”。大型革命历史纪录片《西征的红军》拍摄了发生在1936年10月-1937年4月的一段悲壮又惨烈的历史，这是“西路军”首次被作为红军的一部分，呈现在中国大陆电视媒体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中。

　　沿着河西走廊的寻找

　　为了更好地反映这段历史，摄制组决定重走河西走廊，沿着当年“西路军”的行进路线来拍摄，每个遗址、每个战场都不错过，整个行程达到两万多公里。总编导江宁女士向记者介绍说，遗址等素材毕竟都是静态的，要拍一部感人的片子，更需要亲历者的真实口述。所以一路上，他们除了拍摄遗迹遗址，更重要的任务是寻访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后对于“西路军”说得少，资料也少，当时的高层领导也都不在世了。摄制组在当地获得的仅有的几十张档案照片，还是当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围剿”红军后用来向蒋介石邀功才留下的资料(都是一些红军惨遭杀害和蹂躏的镜头)。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离休干部麻琨和国防大学的专家朱玉都是研究“西路军”的先驱，他们成了摄制组的顾问和向导，并参与了全部拍摄活动。在他们的帮助下，摄制组有目的地寻访到了部分散落在甘肃、青海、陕西等地的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一共采访了70来个人，其中老红军29个，其余的是在当地和北京的研究者和知情人，以及子女。”江宁说。

　　采访拍摄过程中，江宁发现，很多第一次接受采访的老红军重讲当年惊心动魄的经历，声情并茂，很感动人。但有些老红军以前已被采访过多次，所以就不是很愿意多说了，没有新鲜感。为了激发他们的热情，江宁往往会花很多时间跟他们闲聊，进行引导和挖掘，把他们带回到70年前的那个背景和氛围中去，让他们讲出内心里的最真实感受。江宁说，她看过不少国外二战题材的纪录片，那些老兵在接受采访时都会说一些很感性的内心想法，而不是像我们拍摄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片那样空洞和概念化，她希望在《西征的红军》中也能发掘出人性化的东西。

　　为了丰富视觉影像，片中插入了一些影视剧片断，这在纪录片中颇为少见，但与前些日子引起争议的《唐山大地震》不同，《唐》在使用情景再现拍摄手段时没有标注，而《西征的红军》则在使用影视资料时标明了这些并非真实影像。“影像素材太少，光人物采访和风景的空镜头显得比较单调，所以加入一些影视资料，增加一些故事情节，其实也是起到情景再现的作用，只是不专门找导演找演员去拍了。”江宁说，“主要是为了烘托气氛，不会觉得违反真实性。”

　　在绝望中重生

　　根据现存的资料，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共21800余人，是奉了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才渡过黄河，开始了西征的使命。这次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然而不久，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剿”。“马家军”规模大，非常凶残，“西路军”与敌军在高台、古浪展开激战，却节节败退。正在此关键时刻，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局势紧张，中央要求“西路军”原地不动，策应河东红军，旨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应变。然而“西路军”既没有后援，也没有群众基础，还要面对复杂的少数民族敌对情绪，在当地站稳脚跟谈何容易。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已经失去了战机。倪家营子大血战持续了四十多天，“西路军”惨败向祁连山撤退。

　　“马家军”步步紧逼，“西路军”一路败退，在石窝山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剩余的3000多人分成三个支队，分散打游击，自己找生路，对于这些十三四岁就参加红军的将士们来说，这个时刻彻底宣告了“西路军”的失败。李先念率领着西路军的左支队，为了求生向着祁连山深处挺进，终于在四十多天后带着420人到了新疆，这是“西路军”仅存的部队。另外，被“马家军”俘虏的9000多名“西路军”中，最终也被营救出两三千人，党中央后来还通过各种方式解救出一些回延安。还有一些活着的“西路军”战士则流落在河西走廊，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被承认为红军都是四五十年以后的事了，有的就一辈子扎根在那里了。

　　让总编导江宁印象最深的是对原“西路军”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的采访。“你一枪非得打死一个人，打不死一个人就舍不得这一颗子弹，子弹那时候就是命，枪没有子弹还不如一个扁担。”岳仲连说话爽快，老人虽然身上多处受过伤，但精神矍铄，充满生命力，说着说着还唱起了当年的歌：“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枪和子弹何处来，勇敢冲锋拼命杀敌，鲜红热血换来的。”他还真实讲述了自己一次中弹后死而复生的感受：“就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等于就是死了一样，当时那个情况，先是觉得大便也急得很，就是解不出来大便，大便要是一解出来就死了，人死不是尿尿就是大便，我那时候觉得大便急得很，后来也不晓得急不急啊，就糊里糊涂不知道了……到第二天又活了，太阳红红的。”这些三过草地、两过雪山的老兵，正是靠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亡。

　　这种在绝境中死里逃生的复杂心情，江宁在采访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时也感受到了，张毅回忆起当年最绝望最极限的时刻。走祁连山时，“赤脚板走雪山，赤脚板，我的腿像刀子划了一样，一条一条的，流着血……全是在雪山里头露宿，四十几天，没有一天住房子。吃雪、喝雪，吃雪里的草，有的时候吃打的牛羊。”最后400多人向新疆星星峡转移时，在沙漠里没水喝，“那时候尿谁给谁吃呀，我几天的尿都尿了给自己喝，都没有给别人喝。我到一边去自己的尿就给自己喝了。”在这样的绝境里，终于，他们听到了汽车声，迎接他们的陈云同志来了，他们得救了，“那高兴没有办法形容。那好像是重生，重新出生一样”。

　　关注女性

　　马步芳的残忍是当事人回忆这段往事时都要提及的，红军将领牺牲后被敌人割下头颅示众，还有的被烧死、被钉死在树干上。被俘的战士很多都被活埋，女红军则没有一个逃过被凌辱的下场……用老战士张力雄的话说，就是非常残酷，无比残酷。——“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下体上插高粱秆，捆到树上示众，非常残酷，无比残酷，马匪，实在是一言难尽。”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女性的遭遇更悲惨，命运更令人同情。以往，我们往往忽视了女性的生理差异，一并来谈红军作战的英勇和牺牲的惨烈。实际上，作为女兵，她们可能要承受更多的代价。在行军作战的同时，她们还承担了运输、护理伤员的任务；当战败被俘时，女兵往往惨遭蹂躏，成为敌人的战利品；由于环境的艰苦，大多女兵都有妇女病，很多还丧失了生育能力。《西征的红军》中有一集就把焦点对准了战争中的女性。

　　“西路军”中总共只有1300名女兵，但她们的命运却可歌可泣。兵败祁连后，几百名女红军被俘，有300多人被马步芳直接赏给下属做奴仆和妻妾，横遭凌辱，受尽摧残。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连指导员刘汉润说：“反正我先说跟他暂时当个女人，落个家。就是说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革命嘛。”

　　中央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被赏给了马进昌当小老婆，她心里想着“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在马家待了下来。直到1939年3月，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帮助下，才趁机会翻窗逃出马家大院。她们好不容易找到兰州

　　还有“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此时她也是“西路军”政委陈昌浩的夫人。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时，她临产了，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在马背上，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最终被埋在了沙漠里。这件事影响了她的后半生，她因此不能再生育，解放以后只要听说河西走廊有哪个地方找到红军留下的孩子，她神经都要紧张好几天，而且妇女病要发作。

　　还有一些女性则为了保存烈士们的遗孤，完成烈士的遗愿，坚强地活着。比如郑义斋的夫人杨文局，孙玉清的夫人陈淑娥等等。即使她们被俘了，或者当了别人的妻子，但她们内心的火没有熄灭。“女红军被俘，被糟蹋、被蹂躏，不等于政治上的背叛。我们不应该瞧不起她们，我们应该更加崇敬她们。”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董汉河说。

　　“西路军”失败时，女战士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江宁介绍说，原先摄制组并没有专门针对女红军拍摄一集的计划，但或许女性寿命相对比较长，还活着的“西路军”战士在70年后的今天大多已经是90岁左右的老人，能面对镜头回忆口述的居然还是女性为多，而她们的遭遇也特别打动人，所以最终成片时专门剪辑了一集女红军的故事。她在摄制过程中还发现，当年想参军的少女非常多，“西路军”的女兵是从川陕根据地层层选拔出来的，这可能跟当时整个反封建的时代背景有关，她们自己都忽视了的性别差异，到今天才被重新“发现”。-

　　相关专题：长征胜利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