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记者 王恺

　　在作家们印象中，80年代初，二十四五岁的铁凝还是一个率性、伶俐的小姑娘，作品很有灵气。《哦，香雪》刚得了全国一等奖，虽然是知青出身，她的作品却一点不沉重，“透露着一个少女对农村的感受”。原因是她去农村插队时候年龄非常小。

　　2006年11月，新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在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谈自己的感受，很简短地讲了几点想法、几点责任和几点学习，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我不敢忘记向老作家和同行们学习，提高自己，培养灵魂。”

　　作家们纷纷说，铁凝从来不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作家，她一直从社会生活中聪慧地吸取着，每隔开一段时间，就觉得她“各方面越来越成熟”。

　　与她相处较多的河北作家们更能感受到她这种成熟。90年代初，关仁山认识她时，她正在河北涞水县挂职锻炼，“那时候就感觉她工作方法很严谨，很理性”。当选省作协主席后，关仁山发现她是个讲究完美的人，一次关仁山接受写某农民劳模的任务，铁凝一直问他，是不是自愿的，要是勉强就不要接受。写完后，又把他结尾处的“写于某宾馆”删去，觉得这和里面描写的农民的清苦不协调。

　　而作家何玉茹觉得她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人，“她能把日常工作和自己的写作分得很开，白天‘三讲’时自我批评，晚上写《大浴女》，一点都不耽误”。控制力强的另一表现是，她在河北文学馆施工时，与承包方力争用自己选中的外墙砖，“当时别人都把作协当成好糊弄的，但在她这里碰了钉子”。

　　她和作协同事主持修建河北省文学馆，曾经历过各种甘苦。当时为尽快立项，她和党组书记一起去某部门请人吃饭，结果被人赶出来，说“你们还要贿赂我”。出来时，比她大10岁的党组书记哭了，说让她和自己一起受委屈不应该，而铁凝说:“我没哭，当时真觉得为了做文学馆，怎么都可以，因为我不是为自己做的，那时候对方要让我跪下去我也会跪的。”她说，“有麻烦就必须要我去付出。”

　　在修建中也暴露了她的不经世事，因为太想把这项标志性工程完成好，在争取立项过程中，她屡次与设计方争执，从建筑风格到外墙面颜色，一点都不让步。中间有几次，她也曾回家关起门去哭，觉得自己挺不住了，但一会儿又精神抖擞了。那两年的经历，她表示最大收获是，作为作家，她观察到了很多社会现象，在其中体会到了世态炎凉。

　　这大概是铁凝与一般作家不一样的地方，用何玉茹的话说，她“一点都不逃避外在生活”，总是坦然面对外在事物。

　　因为本次作协主席选举规定年龄不超过70岁，所以，早在当选几天前，铁凝会当选的风声就已传开，可她还在作代会上和舒婷她们几个躲在角落里研究丝巾怎么戴，她自己示范，把丝巾抖平，再戴上。

　　铁凝的女人味在一些小事中也显露无遗。一个普通读者要见她，她也要梳妆打扮整齐后才见。这次见到的这位新当选作协主席穿着黑色的软软的背心，黑色有暗摺的短裙，黑色丝袜，她坦然面对人们把她和前两位作协主席的对比。“别拿我和大师比，我只想做一个优秀作家的代表。”她说。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你的当选，一直有一种说法，觉得你和前两任主席落差太大，这种说法对你有影响吗？

　　铁凝:当选肯定是文学界同行给我的宽厚的认可，我很喜悦，但是喜悦的比例少，更多是诚惶诚恐。拿我和前两任作协主席比较，完全没有可比性，他们是巨人，是里程碑。和他们相比，我一切都降下来了，这种压力带来的惶恐是我不敢忘记的。

　　中国作协主席肯定不是非我莫属，当代中国文学的辉煌，是老中青几代作家造就的，中国过去几十年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有大量的坑洼，是前辈作家把坑填平了，让我们才在老路上走顺了，而且也是前辈作家的美好作品影响着我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

　　而现在更是有“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军”，当代文坛很多大家都能担当此任。我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花15分钟，静坐下来，反省自己，清除脑子里的垃圾。最近我发自内心的审视我和前辈作家的巨大距离，像我前不久在看河北省老作家田涛的回忆录，里面提到抗日战争时候他颠沛流离，而在完全联系不上他的情况下，在上海的巴金已经把他作为投稿寄去的几篇作品编成小说集为他出版了，巴老的行为，今天看起来，还是那么叫人敬重。

　　三联生活周刊:当选主席后，会干扰你的创作吗？你觉得作家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铁凝:我的本质还是作家，会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和民族的进步中。我特别珍惜现在的时代，有位长者对我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苦难太多，辉煌太少，到今天，算一个盛世吧？现在的文坛总体是团结的，我特别珍惜现在的作协局面，一般人总会说要开创新局面，可我觉得其实我没什么好开创的，作协能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我刚当选就有许多宏大设想和打算，也许反而是不真实的。

　　作协毕竟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不是权力的代名词，你看我开完会就赶紧回“庄”(石家庄)里，就是为了写作，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作不一定非在大城市，我的写作永远不会离开河北大地。

　　我个人的看法，文学和政治不一定是对立的，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也不应该以关心政治为耻，简单、人为地隔离文学和政治，可能是另一种狭隘。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我敬佩的作家之一，他对政治关心、渗透的深度都没有损害他的艺术，他的反省反思都特别让我感动。最近去日本我们有过一个半小时的恳谈，非常愉快。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因为身份不同，努力去创造符合作协主席身份的作品呢？

　　铁凝:人做事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做了这件事使我看起来怎样;一种是这件事我做得怎样。我愿意自己是后一种态度。第一种态度私心太重，会干扰人的朴素和真诚。

　　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慢功，哪里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肯定不是大师，也不是作家们的旗帜，我最多也就希望努力成为一个“作家的优秀代表”。什么是“符合作协主席身份的作品”？我不知道。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我也不敢做啊。

　　我写《笨花》，写乱世里的小人物，每个人物都有生存的依托和背景，在乱世里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也许他们没有高远的政治主张，但在最紧要的关口他们保持了尊严。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内心的道德秩序最终没有乱。我觉得我不能去假设这些肖像，有必要追寻他们的生存和灵魂的结实的背景和依托。为了一个情节，我去过上海的吴淞口。我也用几年时间研读了近代史的一些资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的。文学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愿意严谨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为所欲为”。

　　这么多年，有读者认为我的作品一直在变，但是我的“核”没有变，我一直希望自己有向善的人生态度，对生活有更多的体贴之情。对生活和人类，有份情和义在，我只能慢慢写好自己的每一部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也提及你的女性身份，这对作协这次选举意味着什么？

　　铁凝:坦率说，如果我有一个优点，可能是自省能力还比较强。给你举个例子，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华盛顿有一家基金会鼓励青年作家去帮助流浪者和心理有问题的人写作，我和两个漂亮的女作家去一家教堂，帮助那些流浪者分析他们的自发作品，结果我发现愿意尝试这种方法的全部是女性，女人表达自己更勇敢，也更率真。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女性也更容易自恋。所以我在写作和工作时，力图自觉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像《玫瑰门》，就是站在第三性视角去撕女性的心灵疮疤的。我也写过以男性为第一人称的小说——在小说世界里，我不能撒娇，不愿意性别太干扰文学——我的生活态度也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谈到你在河北省作协主席的任上做了很多事情，据说你是能把政务工作和创作分得特别开的人，最出名的故事，是你在“三讲”期间完成了《大浴女》的写作。

　　铁凝:有句俗语，叫“上帝帮助帮助自己的人”。我当河北省作协主席已经10年，当时希望这工作不要干扰我写作，河北省政府甚至专门有文件，批准我可以不坐班。但就是因为作协的同事对我太好了，所以当我们河北省文学馆的项目立项时，我觉得我一定要配合大家把这件事做成。那两年，疯了一样地做这件事，从争取政府立项到后来征地什么的，当中的麻烦很多，其实那两年，写作明显受影响。

　　写《大浴女》的时候正逢“三讲”，“三讲”是不许请假的，我白天在“三讲”，晚上回来后，休息一小时，开始写到半夜。不是刻意表现刻苦，那段时间有不可遏制的写的冲动，非写不可，结果三个月内写完了。

　　做河北省作协主席，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培养了我欣赏别人对我的好意的能力。当时我总自问:作协能为作家做什么？作家能为社会做什么？

　　我一直宣称自己有三个愿望:身体健康，心灵明净，写出好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作家都有一个榜样，你的榜样是谁？

　　铁凝:还是巴老，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故事，他的人格魅力和做人境界，永远是我的楷模。他的“博大的心”，特别让我震动。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面提到了作家们当前的团结，但是最近作家里好像有很多的“异端”的声音，比如洪峰的乞讨，韩寒认为作协的作家是“二奶”，你怎么看待这些？

　　铁凝:社会进步才造成了声音的多元，使很多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你说的这些，也就是不同的人在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作协应该能为作家做更多的好事，这些好事也许应该从一件件具体小事做起。为作家们谋取正当权益，为更广泛的作家创造更加融洽、和谐的气氛和良好的创作环境，以便于不同流派、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作家能更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才华，是新一届作协领导机构的愿望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