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黄蓓佳私密访谈录

　　-本报记者 左元

　　11月12日，铁凝当选新一任中国作协主席。这是继茅盾、巴金之后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这是一位女性作协主席。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表示：“我的本质还是一个作家，我的注意力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上。”

　　本次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2001年就职上海市作协主席时说：“坚持写作仍是我的第一生活，因为这是我比较胜任的工作，假如没有写作，我这个人大概便没什么可值得人注意的。在写作之外，我要略略开放我的生活，比较多地和大家在一起。写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在今天，市场逐渐将文学变成消费，保持严肃化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就越发孤独，那么，就让我们在一起，互相携手，度过这个转变的时期。”

　　本报编辑部在以“回望80年代”的名义采访著名女作家黄蓓佳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也有一个“官员”身份——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创作室主任。

　　她们，担任着作协领导职务，都笔耕不辍。我们试图通过黄蓓佳这一个案，解析如此美丽而有意味的文坛现象。

　　在省外办偷偷写小说

　　黄蓓佳：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取北大中文系的，冬天考试，第二年春节后入学。

　　1982年1月底，宣布了毕业分配名单：我被分在江苏省外事办公室。

　　说不出当时的酸甜苦辣。临走前一天，读清华的弟弟来帮我捆扎行李，我独自一人在北大角角落落转了一圈。所有的景物建筑在冬日里显得灰暗惆怅，一如当时我的心境。未名湖再见了，

　　第二天上火车，班上的好些同学拥到站台送我。我坐在车上，同学们站在车下，隔了一层打开的车窗。于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车上那么多乘客的面失声痛哭。在我之后几年的岁月里，我不记得再有过那样当众失态的时刻。

　　一切都因为北大。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四年。

　　那一年江苏到北大要人的只有三家，一家是苏州市政府，还有哪一家记不清了，再有就是江苏省外事办公室，我就挑了外事办公室。那时对外事没有什么认识，没有概念。当然感觉外事色彩丰富一点。分到外事办公室，当时很不情愿，来的第一天心里想的就是离开。

　　左元：当时什么样的打扮？黄蓓佳：流行的，刘海一刀切，中长的头发，及肩。后来结婚也是这个发型。

　　左元：分配前你觉得理想的是什么工作？黄蓓佳：当时觉得理想的就是文化单位——出版社啊，杂志社啊……最起码去报社，跟专业近一点。结果一到这个单位，中文的嘛，就是写材料，写简报、公文，还有来外宾了，欢迎词、欢送词也是我们写。

　　左元：这个工作是从1982年春节前开始的？

　　黄蓓佳：对，冬天开始，做了三年，全是这些工作。

　　在外办三年换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友好城市处，两年后到了宣传处。

　　左元：那更多的是文秘的事情。黄蓓佳：是的。因为我从第一天进去就想着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专心工作过。我们单位对我写的东西有点不习惯，说太像小说了。我暗自高兴——我就希望搞文学嘛，也不想写太专业的公文一类东西。一有空就自己偷偷地写东西，晚上经常熬通宵。当时精力真充沛，又没结婚，下班没事。当时上班事情也不多，真的不多，很清闲，除非有接待任务的时候。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的时候多，但不能明目张胆地看小说写小说。我就把报纸或公文放在一张白纸上，在下面偷偷地写小说，字写得密密麻麻的，然后晚上回去再抄到稿纸上。总之，有一点时间就削尖脑袋写东西。

　　那三年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笔会。说实话我们单位对我还是很宽容的，知道我有志于文学，比较照顾我。

　　左元：你当时也有一定的成就了。其实当时在外办工作，还是很风光的。黄蓓佳：在外办，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江苏是大省，外交部组织了两次各个国家的大使和大使夫人到江苏来，每次都是上百人，坐日本的日野车，一个车队，浩浩荡荡的，蛮威风的，从南京到常州、无锡、苏州，一路过去，陪吃陪喝。我第一次吃天目湖大鱼头，就是那个机会。大使夫人直喊吃不消，要

　　左元：跟大使、大使夫人有没有什么故事？黄蓓佳：没有。我妹妹在南通工作，经过南通的时候，晚上我去见一下妹妹，回来都被批评了。哪能跟他们搭讪啊，不可能的，也不敢。

　　左元：看上去很华丽。黄蓓佳：记得有一次北京一个同学来，男的。那时候没有住宾馆的概念，也不可能住我宿舍，我就在办公室给他铺了床被子，给他睡觉。结果就被批评，说我们这样的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让外人留宿？

　　左元：在外办，有了生活积累，就写了有关外事生活的小说。

　　黄蓓佳：我是1982年写的那个小说，才到外办一段时间，就写了。还有关于音乐的知识，受我弟弟一点影响。

　　酷爱交响乐·女高音·北大交谊舞的“创始人”

　　左元：我还记得，黄老师在《扬子晚报》副刊上发过一篇关于音乐的一个整版的文章，我知道，黄老师肯定酷爱音乐。

　　黄蓓佳：那个时候酷爱音乐，酷爱交响乐。

　　我第一个录音机，是1979、1980年的样子，在北大，一个同学不知从哪搞来的，后来知道是水货。放出来的声音滋滋滋的，磁带也不太好。但是100多块钱呢，当时学生没什么人能买。后来换了一个双喇叭的，很时兴的。

　　左元：南京也这样，年轻人周末拎到紫金山上去放，跳交谊舞。

　　黄蓓佳：当时我还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交响乐磁带，我记得是15盘，托同学从音协买的，各种各样的，原版的。

　　一开始有激光音响，80年代，我就买了，台式的，还不是落地的，台式的便宜一些，落地的当时我还买不起。所以，我丈夫挣钱后，给我买了一个东西就是落地的健伍音响，从广东运过来的，一屋子的零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装。

　　听交响乐很累，要全身心进入，现在听不动了，没有那个情绪，没有那个时间。现在想买什么样的音响都可以，但到了这个年龄，反而没有那个心境了，反而浮躁了。现在人都吃快餐了。那套健伍摔在我家的旧房子里。

　　左元：还有，听说黄老师是女高音，舞也跳得好。

　　黄蓓佳：哦，我是北大交谊舞的“创始人”，因为我是校学生会文化部的。市团委推广，北大派我和另一个同学去北医学的，是苏联的交谊舞，围一个大圈，两两相对，轮换舞伴的，最原始的那种。

　　左元：估计黄老师在北大过得很滋润，那时有稿费嘛。

　　别人看来，在外办很风光，你就这么一下子走了，文学的力量啊！

　　黄蓓佳：我能创造我的世界嘛！

　　毕业前第一个愿望就是不要让我当老师，我真不希望当老师，因为我不习惯口头表达。第二个就是希望从事离文学近点的工作。但是到南京来，进了外事办公室，环境不熟，又不认识人，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怎么操作自己的事情。当时我弟弟在南艺当老师，听说要招一个教文学的教师，我还去试讲了一次。我想到大学当文学老师，总比外事离文学近点。

　　南艺还没消息的时候，1984年，江苏省作家协会成立青年创作组，定了几个考察对象，有我，机会来了！作协派了一个老作家来，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非常愿意！

　　当时调动不是现在这么容易的，很多单位调人，原单位不放，就没办法。但是，机缘凑巧，我在外办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外办生活的中篇，发表在《收获》上，反响很大，看的人很多，就是《秋色宜人》。那么我们外办的头就很不高兴，一方面觉得我泄露了很多外事工作中的机密，二是觉得我把外办的很多人都作生活原型写进去了。他们未必理解小说人物和现实中人物的区别，比如我把一个人的特点放大了，进行文学性描写，他就不高兴，认为我写的是他的不好，不够“高大全”。当时大家还是接受“高大全”，接受“英雄人物”。所以，他们很不高兴，“请神容易送神难”，恨不得把我早点“送”掉。这样一拍即合，我非常容易地调到了作协。当时青年创作组调了6个人，我是第一个调过去的。如果我干得好，领导满意，说不定没那么方便。

　　左元：1984年底，到作协。也是一个冬天。

　　黄蓓佳：嗯。我刚生完孩子，在家休产假的时候调过去的。

　　左元：那三年，黄老师完成了结婚、生孩子，写作上，进了作协，完成了从儿童文学到成人文学的转型，在《收获》等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确立了你的这种地位。收获还是蛮大的。

　　黄蓓佳：《十月》《上海文学》，还有《文汇月刊》，都发过我的文章。《文汇月刊》后来停刊了。

　　“你的东西怎么那么像浩然啊！”

　　黄蓓佳：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了一段时期的儿童文学。很多人以为我是从儿童文学起步的，其实不然，我开始写的就是成人文学。

　　左元：读北大之前吧？黄蓓佳：是的，粉碎“四人帮”前，高中毕业后，插队的时候，写的都是成人文学。

　　1970年底，我初中毕业。那年正逢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暂时的停歇，全班同学几乎都放弃升入高中，参加了工作分配。那期间我父亲被关在县里的一个学习班上，母亲要独自应对让我升学还是工作的难题。不升学肯定能进工厂，升了学很可能两年后毕业下乡。母亲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期间的犹豫和徘徊像极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邻居张海德老师闻讯过来，帮助母亲作了决断：当然要读高中，多读书总没有坏处。

　　我跌跌爬爬进了黄桥高中，有幸成为张老师的学生。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无数个偶然的片断组成了生命之链。高二那年，1972年的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学校里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是篇超长的作文，有5000来字吧，题目叫《补考》。一天上午在操场劳动，有同学奔过来告诉我，我的作文在学校报栏里贴出来了，纸面上打满了红双圈。那时候，老师们批阅作文，喜欢在认为最好的字句后面画上红双圈。当时我心里很兴奋，很想马上就去看看，却又矜持，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园里寂静无人了，我像做贼一样溜到报栏前，傻乎乎地笑着，独自欣赏我的打满了红色双圈的作文。我带着心跳，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一共是98个红双圈。这就是教我语文的张海德老师给我的评价。

　　98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张贴了许久。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到学校办事，偶尔走过报栏，看见这篇作文，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刊登在县办刊物上。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交流，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几经周转，次年，《补考》竟赫然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正式刊物上。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就陆续写了并且发表了很多小说，就成了作家。

　　那时候完全是那种“三突出”文学的套路，所受的教育，所阅读的作品，都是那样的，浩然的东西，烂熟于心。所写的东西都是北方农村的味，甚至“我”不说“我”，用“俺”，很拙劣的模仿，我爸爸都说：“你的东西怎么那么像浩然啊！”

　　黄蓓佳：1955年出生，北京大学毕业，江苏如皋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夜夜狂欢》、《新乱世佳人》、《婚姻流程》、《目光一样透明》、《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中短篇作品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请和我同行》、《玫瑰房间》、《危险游戏》、《忧伤的五月》，儿童文学作品《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等，出版《黄蓓佳文集》(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