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车制等级森严 是国家强盛或衰败的副产品

　　历史上官车制度的改变是国家强盛或者衰败的副产品，而官车的日益舒适化和奢侈化往往是一个朝代走向衰亡的前兆。

　　★文/刘作奎

　　自古以来，官车对于官员来说，是代步的工具，更是身份和排场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官员们的公务用车有着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也历经了多次变革，这些制度和改革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和启发。

　　官车制度等级森严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官车使用的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统治者统驭国家的重要工具，体现了一种威仪，更是大小官员政治利益分配的体现，成为促进国家稳定的政治活动规则之一。

　　各朝各代对官车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级别的官员所乘车的类别和档次是不一样的，用以显示身份等级的差别。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孔子因得意门生颜回早亡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当颜回父亲提出要用他的车子改制成棺材安葬颜回时，他不干了：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连他的

　　汉朝初立时，民生凋敝，各种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政府便会花大力气在制度细节上进行推敲。公务车也是一样，严禁用车出现违法行为，以显示国家等级和法律制度的庄严性。比如有一次，汉宣帝去祭祀汉惠帝，正赶上下雨，韦玄成等几个前来陪祀的列侯便不坐官车而是骑马来到惠帝庙前，有司立刻向汉宣帝弹劾他们，韦玄成等几个人因此被削去了官位。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颁布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车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车都漆成红色；一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要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事易时移几经改变

　　对于任何中国古代统治者来说，想方设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其政策的不二选择。而官车的使用也巧妙地渗透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中。他们或多或少都认识到：广泛使用的官车是国家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官车每经历一个朝代都会针对上个朝代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西汉灭亡东汉建立的时候，牛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担当了公务车的角色。东汉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因此在官车使用上也应该节俭，所以费用相对低廉的牛车开始在东汉盛行，直到经济发展后牛车才被马车取代。同样，在魏晋南北朝时，一些统治者在开国初期国力不强的情况下，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力推行牛车。

　　但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官车使用种类最为繁多的时期。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都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隋唐时期，政府开始采用骑马制度取代魏晋“华而不实”的各种风尚。两朝统治者均认为，南北朝在乘车规定上过于随意，助长了浮夸糜烂的风气，削弱了国家的战斗力。这种情况必须克服，应该鼓励骑乘健壮威猛又有效率的马匹，来保持官员的活力，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

　　北宋时期也一直沿用官员骑马制度，因为大唐雄风和国祚绵长对赵匡胤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因此登极之初就明确规定百官骑马。这种风气在北宋非常普及，即使是在高级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同样是如此。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常骑驴代步，有人要送他一顶双人抬的小轿，他发怒说：“奈何以人代畜!”南宋时期普及了轿子，但这个朝代积弱不振，很快灭亡了。

　　官车的日益舒适化和奢侈化往往是一个朝代走向糜烂的前兆。创建明朝的朱元璋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但是，随着明朝的日渐衰弱，法律逐渐得不到遵守，那些贪恋安逸的官员们又纷纷坐上了轿子。

　　优劣之辨古来同理

　　官车制度的改变是国家强盛或者衰败的副产品，它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一个朝代的命运，然规范官车的使用范围，对于整肃官员风貌，加强国家制度建设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通过礼仪和制度详细规定了官车使用的原则和方法，便利了官吏的办公。

　　其次，官车使用注重实用性，而不是寻求攀比。古代官车的使用虽然也体现了一种礼仪上的等级差别，但在很多朝代，更多的是注重它的便捷与实用性。一切以便利办公和办事为第一原则，杜绝张扬个性和自我炫耀，防止滋生攀比心态，使其成为追求奢华的工具。这一点，在历代开国之初都能贯彻得很好，因为历代开国者都能体会到创业的不易，因此，比较注重节俭与实用。然而随着一个朝代统治时间的延长，各种腐败现象也滋生出来，官员寻求安逸、竞相攀比，使用的交通工具大都以排场而不是使用为主。

　　再次，官车的使用注重灵活性。官车说到底还是从事政务的工具，那么在使用时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清朝是历史上官车使用最为灵活的时期，从官办到民用，从中央到地方，均因地制宜，灵活处理。

　　当然，古代官车的使用也有很多消极之处。在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中，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怎样限制官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在，都是政府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需要政策制定者们费一番思量。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