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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相声是政治晴雨表 承载教育功能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31日16:30 新世纪周刊
焦点 马季:笑骂任后人 评论家薛宝琨说:他是一个真正把自己投入到相声事业中的人,是一个在相声事业中耐得住寂寞的人 最后时刻 -本刊记者/张鹭 马季的夫人于波紧紧攥着尚泰兴的手,哭着说道:“小尚,你让他们别出来,接着抢救啊!” 自从演员傅彪逝世后,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的第一告别厅已经很久没这么引人注目了。 由于马季的遗体告别仪式要在这里举行,石景山区很多警察赶到了现场,加上几十名保安的协助,维持秩序的人力不下百人。12月24日上午8点40分,马季的遗体刚一到达会场,早早在此等候的几千名吊唁者的情绪就被点燃。见到正要抬进告别厅的灵柩,人群中开始传出哭声。 遗体在告别厅安置妥当后,马季的家属和徒子徒孙们开始接受吊唁。刘兰芳、朱军、郭德纲、李金斗、李双江、唐杰忠、师胜杰、陈铎、王志、朱迅……近百位曲艺界和文化界的名人纷纷前来与马季做最后的道别。 9点30分,现场已经聚集数千人。人们在告别厅东侧排起了几列长队——每队都排到了围墙外。 厅内,马季的遗体躺在白菊花的簇拥之中,花圈一层叠一层地靠在墙上。马季的夫人于波,儿子马东,以及姜昆赵炎等弟子围绕站成一个倒“U”字,吊唁者围绕遗体走大半圈后,从另一个门出去。 由于有传闻说马季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中午12点就会结束,到了10点钟告别厅正式对公众开放时,人群开始出现拥挤,排在“扇面”外围的人希望不必去东面排队就能直接冲破警察的人墙,开始向前推进。各家媒体的摄影记者则在他们身后,站在自带的梯子或者公用的休息椅上进行俯拍。从远处看起来,就像是警察和摄影师把数千民众夹在了中间。 12点40分左右,悼念的队伍全部通过灵堂,但仍有很多人留在八宝山不愿离去。姜昆带领马季的几位弟子一起来到告别厅前门,向前来悼念的群众表示感谢。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告别厅前门时,灵车从后门悄悄载着马季的遗体送往火化室。 守灵三天 在告别仪式之前,公众的目光一直聚焦在广电总局内一栋稍显破旧的三层小楼里,这里就是中国广播艺术团。在三楼的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大厅里,弥漫着浓郁的鲜花香味。这个被花圈围绕的大厅是马季的灵堂。12月21日到12月23日,这里接受了社会各界对马季的吊唁。 不少市民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很多人从外地赶来,就为了给马季献上一束花。但事实上,只有马季的亲友、相关领导和媒体才能进入吊唁。连名字不在治丧委员会之内的马季弟子笑林都必须凭路条才能进去。 这三天的时间里,几位主要弟子姜昆、赵炎、冯巩、刘伟等人和干儿子刘全刚每人带几名徒孙辈轮流守夜,徒孙辈参与守夜的人当中,包括著名演员句号和在《马大帅》里扮演“吴总”的邓小林。白天,没有被安排守夜的弟子和徒孙并排站在大厅右侧,时刻准备向来宾行礼致谢。 人流高峰出现在23日上午,当天中午12点后,马季的遗体将被运回中日友好医院暂放,第二天早上就会运往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所以,几乎所有在北京的马季的徒子徒孙都来了,连远在台湾的李国修也从台北赶来为师父守灵。 23日上午也是媒体到来的高峰,央视新闻频道的《面对面》把节目录制现场搬到了灵堂里的一个小房间,主持人王志不时从房间里走出来,露出标志性的酒窝,与下一位采访对象耳语几句,之后将他领进房间做访谈。 一位话语领袖的意外死亡 在北京朝阳区教委工作的尚泰兴是马季相交20多年的好友。12月19日晚上8点多 ,他与马季弟子王谦祥如约来到马家拜访。他此行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他给马季及其弟子李增瑞、王谦祥合出了一本台历,晚上给他送过来;二是把早就答应要送给马季的一尊马三立雕塑送给他;三是儿子的一位女同学病重需要换髓,想让先生写三幅字筹些医药费。 到了马季家里,王谦祥发现他的眼皮有些肿,马季也说:“是啊,两条腿有点发沉。”尚泰兴则发现他比原来胖了点,马季说明年想好好休息休息。在听说了女孩的病情后,马季从房间里拿出写好的三幅字交给尚泰兴。两个人坐到晚上9点多,之后道别回家。 第二天上午9点多,他想到昨天还有事没说完,便给马季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十分钟后,他又打了一次。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保姆小云的哭腔:“我快急死了……”之后电话就挂了。从小云的语气来看,马季家里可能不大对劲。尚泰兴感到事关重大,马上打电话给与马季住同一个小区的王谦祥,自己便匆匆开车赶去马季家。 20分钟后,王谦祥打电话过来告诉他:“先生出事了!”他赶紧驱车来到昌平中医医院天通苑分院,马季夫人于波、王谦祥、赵炎已经在医院了,马东则在抢救室陪伴正在接受抢救的父亲。但事实上,999急救中心已经在马季家中给他作了急救,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经过一系列抢救,医生最终宣告抢救无效,推门走了出来。这时的于波死死攥着尚泰兴的手,哭着说道:“小尚,你让他们别出来,接着抢救啊!”尚泰兴强忍悲痛,把于波搀扶到抢救室,好让马季蒙上白床单以前,让她再看看自己的丈夫。这时的马季手臂上还插着打点滴的针,于波扑到马季身上,俯身痛哭。马东则站在床边,表现得很坚强。 于波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和马东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马季的遗体停放在中日友好医院—就在前一天,马季与尚泰兴聊天时还说,本来年底要去中日友好医院住几天作检查,因为这些天比较忙,就改在过完元旦再去。 他和王谦祥帮着马东把马季的遗体抬上医院派来的车上,一路驶向中日友好医院的太平间。12点半左右,他们到达太平间,姜昆、刘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几位弟子将马季的遗体抬到太平间一个临时的公用灵堂。之后,笑林、孟凡贵、冯巩、杨少华、崔琦等马季的亲友陆续赶来了。冯巩到达后,跪在马季遗体前连连磕头。师兄弟们来得差不多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师父的后事,安排了各自的分工。之后,每个弟子为师父烧了三炷香,再合力把师父的遗体送进13号冷冻柜。 下午两点多左右,等尚泰兴推开太平间的门走出时,来时还冷冷清清的土城路已经有近百名记者在等待,街道的两旁也停满了采访车。 最快发布马季死讯的是新浪网,标题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今日10:25分因心脏病去世。 相声天下 马季的相声是一种“政治晴雨表”, 除了娱乐外,它实际上承载着教育的功能 -本刊记者/张鹭 对于大多数年轻观众来说,《宇宙牌香烟》应该是他们最早接触到的马季作品,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马季最早是凭借这个节目成名的。 不过,年纪稍长的人应该还记得《打电话》、《找舅舅》这样的段子。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季经典作品,在广播一统天下的时代,成为很多听众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期待。多年以后,他的弟子李增瑞还记得自己每天中午边吃饭边听马季相声的场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那个酷似侯宝林的声音总是让他喷饭。 “50年代对于中国相声界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对《新世纪》周刊说,“一方面,大批优秀的相声艺人集中在这个时代,他们把经过四五代相声前辈发展的相声推向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另一方面,他们又结束了自己的艺人生涯,被吸收到各个曲艺团里,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马季幸运地赶上了很多人都羡慕的时代。 启明茶社启蒙 像很多贫苦的胡同青年一样,典型的老北京生活孕育了少年马季对相声的天生嗅觉。听到胡同里同龄的孩子在卖豌豆时,会把他吆喝的声音用简谱记录下来反复品味。多年后,他在参加一档访谈节目时说起自己学传统段子《卖布头》毫不费力,“因为它在台上喊的这些叫卖声跟我们在生活中接触的叫卖声是完全一样的” 。深深浸润到生活当中,是他日后进行创作的方法论。 在马季成长的40年代,北京最值得一提的相声圣地是位于西单的启明茶社。这个茶社创办于1940年,从开业到解放前夕这段时间里,启明茶社云集了当时北京相声界包括张寿臣、王世臣、刘德智、刘宝瑞、郭全宝、郭荣起在内的众多名家。老相声艺人个个身怀绝技,每人通晓的段子起码也有上百个,整个茶社说上一个月也不会重样,生意格外好,能装三百多人的场子,不到晚上12点,观众绝不会走,逢年过节还得加演。 茶社开张的前几年,不到10岁的马季经常泡在这里,听相声时笑得能从椅子上掉下来。当时跟随父亲在台上演出的常宝华说,由于启明茶社让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前辈大师,后来的马季对启明茶社十分感激,老喜欢跟他开玩笑地把这里称为“启蒙茶社”。在启明茶社说过相声的前辈艺人里,刘宝瑞、郭全宝后来成了他的老师。 直到1948年,茶社关张,这9年的浮华也成为剧场相声最后的回光返照。解放后,北京的相声演员大多转入各个说唱团,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继续自己的相声生涯。 磨砺传统功力 1956年,在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上,时任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的白凤鸣和相声大师侯宝林发现了马季。在此之前,马季只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学过一阵子相声。据他当时的同学王敬宣回忆,“当时的马季表现并不算特别突出”。但他巨大的潜力却赢得了侯宝林的青睐。 在好友崔琦的印象里,马季有着异乎常人的记忆力。崔琦是北京曲艺圈内有名的“杂家”,对传统相声下的功夫不亚于科班的相声演员。他对《新世纪》周刊回忆说,有一次他和马季坐车从南京到苏州,在车上有一段空闲时间,由于崔琦过几天要表演一个传统段子《金刚腿》,便拉上马季跟他对词,这个段子马季上一次说还是30年前,是与他的老师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马季答应陪他试试,结果两个人居然很流畅地对上了,让他惊讶不已。 这种功力显然不仅是天分的原因。在汪景寿和曾惠杰合著的《马季传》里,记载了马季对传统相声下的工夫。1961年,全国曲艺界掀起了一场发掘传统遗产的活动。荟萃了几乎北京所有相声名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每周都会开一次例会,让老相声艺人回忆、整理出80多段传统段子,复印成书,就是曲艺界人人皆知的“四大本”。当时的马季获得了一套“四大本”,“就像抱了个金娃娃,如饥似渴,反复阅读,时过不久,一些传统相声已倒背如流”。 “倒口”(模拟方言)是说传统段子的一项基本功,像传统段子《绕口令》、《找堂会》等,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倒口”。马季在上海当学徒时,上海话学得相当道地。“四清”运动时,他跟着广播团去河南,又学会了河南话。以后又学会了山东话和广东话。这些“倒口”在他说传统段子时,基本上都用上了。不仅是方言,这些地区的地方戏他也学得很顺,山东吕剧、上海越剧、河南梆子、广东粤剧,他都能唱出味道。 “歌颂型”相声 “在以前,相声艺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解放后,我们成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在人格上平等了,这让我们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尊严感,”常宝华说,“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老艺人都有一种报恩的心态,大家很积极地改编旧段子、创作新段子。” 侯宝林在1950年组织了一个“相声改进小组”,老舍也经常来帮忙。这种“敢教日月换新颜”的革新意识成为相声界的一种潮流,“很多人都不说老段子,认为那是思想改造不彻底的表现”。 常宝华说,在1956年调进中央说唱团后,像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马季那时近乎虔诚地学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新相声”正是源于这种感恩的心态和毛主席的创作论。 马季的“歌颂型”相声创作,是那种典型的老一代艺术家的范儿。为了写个十几分钟的段子,会真的去花几个月时间与被歌颂者一起吃住和工作。1994年,《马季传》的作者之一曾惠杰曾经陪伴马季回到他以前曾体验生活的大渔村,找到了相声《海燕》的原型、渔家姑娘兰子,两个人回忆起当年一起出海打渔的经历时,还遇到了恰巧在这里拍摄记录片的著名导演伊文思。 “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精神亢奋的时代,那时候各行各业实现了很多历史性的突破,出现了很多英雄色彩的人物,人造卫星上天、登上珠峰、铁人王进喜的出现……这也让我们在创作心态上比较受鼓舞,觉得不歌颂一下他们是一种失职。”常宝华说。 写“歌颂型”相声之难众所周知,他的弟子李增瑞就曾说过,自己宁愿写十个“讽刺型”相声也不愿意写一个“歌颂型”相声。但马季却能把“歌颂型”相声写得很出彩。据弟子常佩业的说法,马季实际上在“歌颂型”相声里用了自嘲的手法,他喜欢用逗哏来反衬正面形象,比如《登山英雄赞》里,逗哏在与登山英雄一起征服珠峰时,经常会出错和胆怯,闹出不少笑话,这样可以衬托出英雄形象,又不至于让相声变成“赞声”。 “讽刺”的解放 作家肖复兴认为,马季早期的相声创作是发生在“过去文化单一、舆论统一的政治化年代”。相声在各种运动的夹缝中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常宝华也说,某种角度上看,马季的相声是一种“政治晴雨表”,除了娱乐外,它实际上承载着教育的功能。 到了80年代,马季集中创作了《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如此大款》、《团结一心拿大奖》等为代表的“讽刺性”作品。常宝华说,虽然马季以前也写讽刺性段子,如《打电话》,但如此集中地创作“讽刺性”作品还是第一次。 关于讽刺,常宝华回忆了一个细节。那是在60年代,有一次他与马季去中南海演出回来后,毛主席的生活秘书来到中央广播说唱团,要了一些关于相声的资料。之后,他把马季叫到中南海,对马季说了一句话,“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 常宝华认为,这次谈话在马季的心里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环境下,马季一旦找到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在写“讽刺”上的才华。“当然,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像假冒伪劣产品,也给马季的创作带来了直接的素材。” “马家军”溃不成军? 马季收徒不大讲究仪式,有的弟子在拜师时甚至没有摆酒 -本刊记者/张鹭 在中国广播艺术团为马季设的灵堂里,挂 着一幅姜昆手书的挽联:“青山永志马季恩师一生说唱创新为百姓,高风已留树槐先生万代相声欢笑洒人间”。落款为,弟子:姜昆、赵炎、刘伟、冯巩、笑林、王谦祥、李增瑞、韩兰成、刘喜尧、彭子义、常佩业、黄志强、黄宏、尹卓林、姚新光、李国修、侯冠男。 对于很多相声迷提出的“马季一共有多少位弟子”的问题,这个名单是一个最权威的回答。比起网上流传甚广的那份由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弟子殷文硕列出的《相声师承关系总表》,这个版本的名单少了赵龙军、邢瑛瑛和刘立新三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拜师,所以只能算是马老师的学生,而不是弟子”,常佩业对《新世纪》周刊解释说。 传统相声界有一套规矩谨严的秩序。相声演员正式叩拜的业务老师,称为“师父”,师生的情分相当于父子,这种亲如家人的师徒关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授业与学习。虽然传统相声已经湮没多年,但这套秩序却还在发挥着作用。郭德纲在收徒弟时,就举行了传统的“摆知”仪式。除了他以外,几位徒弟还拜了引师、保师和代师。别的人收徒时也有坚持行跪拜礼的。 马季收徒不大讲究仪式,有的弟子在拜师时甚至没有摆酒,那是他为人谦和,不大注重形式。所以,在他与众徒弟说的群口相声《风格赞》里,徒弟们也敢用“花大姐”、“黄鼠狼”之类来比喻他,他也不生气。 由于马季在相声界的声誉和地位,能当上马季的弟子,意味着辈份、身价和更多的机遇,很多人都千方百计希望拜他为师。他的一个徒孙,为了能拜他为师,专门在他以前位于洼里乡的别墅外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在墙外远远望着马季的家。但他在三年内也只见到了马季两次。第四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热忱终于打动了马季,但马季只是把他介绍到弟子韩兰成的门下,算是变相给了他一个入行的资格。 马季去世后,他的很多学生恳请赵炎,希望在献花圈时能以“弟子”署名,“师父生前都答应了”,但这些要求都遭到了否决。在相声界,师父收徒弟是要与几名主要弟子商量的,他们的意见对收徒与否,关系重大。 “姜昆上网,耀文下岗,牛群从政,冯巩从影。”马季曾经用这16个字评价相声演员的不务正业,四个人里他的弟子就占了一半,除了姜昆和冯巩外,笑林做主持,韩兰成转向策划,李国修一直在台湾做舞台剧,至于黄宏,更是没人知道他是学相声出身的。在他的徒孙当中,邓小林出演了《马大帅》,句号更是完全改行当了演员。 面对着相声的生存空间被日益挤压,晚年的马季一方面不断提携有才华的晚辈,一方面筹划建立相声学校和出版自己的从艺经历。崔琦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相声界,马季是唯一有这种权威的人,他在不断地利用自己的权威挽救相声。“但不幸的是,马季走了,中国相声界再不会像他在时那样了。”崔琦说。 他影响了台湾-本刊记者/张鹭 就在邓丽君的磁带开始在大陆秘密流传时,大陆的相声磁带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台湾,其中有许多就是马季的作品 马季在台湾唯一的弟子叫李国修。他是12 月20日下午3点多得到尊师马季去世的消息的,台北曲艺团团长郭志杰发来短信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当时,他正在台湾大学戏剧系教课。下课后,他马上打北京长途联系师兄刘伟。在得知消息属实后,他订了最快的机票,于22日下午3点到达北京。8小时后,曾上过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台湾相声演员刘增锴代表台北曲艺团专程来到北京吊唁。 12月23日上午,他们在广电总局为马季设的灵堂内参加吊唁,其间接受了《新世纪》周刊的独家访问。 提起相声,绝大多数台湾人第一个想到的人物应该是吴兆南。作为台湾相声界的泰斗,是他一手把相声从北京移植到了台湾。关于吴兆南的相声功力,张大千曾经写过一幅对子:从人笑我生张八,举国传君活赶三。这里的“活儿”是相声行话,是相声艺人对相声的叫法,“三”自然指的是大陆的相声名家马三立。 虽然有着如此深厚的功夫,但吴兆南早年在北京时并没有正式拜师学艺。像当年老北京的胡同青年一样,他喜欢泡茶馆、听曲艺,13岁时拜了侯海林为师学京戏。相声对于他,算是副业。他的弟子刘增锴评价他是那种典型的北京人,即使到了台湾,过的也是原来那种纯正的老北京式生活。他在台湾说相声,凭的是自己在北京听老相声艺人的记忆,直接整理了说出来,走的是比较传统的路子。 “录”师父 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观众只能听到吴兆南与魏龙豪搭档演出的相声。这种情况随着大陆流传过来的相声磁带而改变。在80年代初,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磁带已经开始在大陆东南沿海流传,反过来,大陆的一些相声磁带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台湾。在1984年和1985年两年间,马季与徒弟赵炎合说的28段相声在新加坡的华人圈反复热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台湾观众对大陆相声的了解,虽然这种了解比起邓丽君在大陆的红火不可同日而语。 马季在台湾的唯一弟子,台北屏风表演班艺术总监李国修就是在这个时期接触到了马季的相声。1983年,他的一位朋友从大陆回台湾,给他带了一盘马季的相声磁带。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来自大陆的相声。由于是磁带,他只能听到马季的声音,没法看到他的神情,但仅仅是声音也让他感受到了差异的存在。台湾相声艺人说话的声音比较松软,听起来有无力的感觉,而马季的声音里有一股“气”在,蕴涵着一种艺术能量,能让人“感动到起鸡皮疙瘩”,这是台湾相声所缺乏的。 当时,李国修对马季相声的另一个印象是,他的表演十分自然,没有让人感觉到是在表演,很容易把观众带进段子里去。而台湾的相声,表演的架势很足,“感觉就好像是:下面我们开始说相声了,台下诸位作好准备笑吧”。 这两个直观感受,让他找到了说相声的最初门径:声音的力度与表演的松弛。1985年,在他与赖声川、李立群合力创作的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他和李立群亲自演出,在一出有情节的戏剧里过了一把相声瘾。由于他和李立群的精彩配合,这个版本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成为表演工作坊的第一个经典。 在以后的创作中,马先生的“歌颂型相声”里蕴涵的那种特殊的语言机制被他吸收进了自己的作品。李国修开玩笑地把自己这位通过录音启蒙的师父称为“录”师父,当然,这个“录”师父后来真成了自己的马师父,只不过正式拜师是十多年后的事了。 “火”遍宝岛 刘增锴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除了广播里能听到相声外,剧场相声也在艰难地挣扎中生存。剧场呈三分天下的态势,三个较有影响力的相声团体分别是相声瓦舍、翰林说唱团和他现在所在的台北曲艺团。其中相声瓦舍演出的更多是相声剧,相声只是一种点缀,所以严格说起来,真正在说相声的只有后两者。 但后两者也有不同。翰林说唱团走的是大众路线,把相声当作解闷的笑话,为了逗乐观众无所不用其极。而台北曲艺团则更加注重艺术性,服务的是行家,其演员最低学历也是大专,硕士也不鲜见。台北曲艺团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重视与大陆同行的交流。 1998年,台北曲艺团曾想邀请马季去台湾举办相声专场演出,但由于马季政协委员的身份,这个想法最终没能实现。直到2003年,马季从政协常委职务上退下,他才有机会率团来到台湾,第一次在剧场里接触台湾观众。全程陪同马季的李国修把这次巡演称为“台湾曲艺界最重要的大事”。 演出的第一场是在台北市中心区华纳威秀的新舞台。当天的票和接下来在台北八场的票,早在一星期前便销售一空。刘增锴还记得,演出时马季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为了拿出绝活献给台湾观众,他说了自己很久不演的老段子《找堂会》,这个段子有唱有演,十分消耗体力。但是终场后,台下一位懂相声的行家突然高喊“卖布头”,这个仿学卖布吆喝声的段子是个力气活,要演全了少说也得一停不停地说上20分钟,但马季憨厚地说,“你们拼命鼓掌,我们就拼命演,了不起累死在这儿”。结果,他憋得脸红脖子粗,把旁边的赵炎吓坏了。这场原定90分钟到两个小时的演出,也在观众的一再要求返场的情况下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让刘增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马季的演出在台南也一样火。由于台湾南部和北部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悬殊,两地一直隐然有对立的倾向。以竹水溪为界,北部的相声一向过不了河。按惯例,高雄的相声票价不到台北的五分之一。但马季在高雄的演出,虽然票价与在台北时相差无几,竟然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马季硬是用自己纯正的北京韵味征服了高雄这个南台湾本土文化的中心城市。 大受欢迎的马季还上了蔡康永主持的访谈节目《真情指数》,回忆自己从艺的经历。 “相声的希望在台湾” 2006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刘增锴和搭档朱德刚合说了《新说绕口令》,这个节目他们已经合作多年。马季在台湾演出时,就曾经看过这个段子。这个段子最经典的版本是郭荣起老先生的,其中的一段“倒口”(模仿方言),郭先生是倒的山东口。他们最早也是照搬的。马先生看了后,鼓励他们可以大胆地加以创新,不必拘泥于传统。他们于是想到可以改成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高山族口音,并壮着胆子把倒的高山族口音带进了春晚。“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季先生对传统段子的成功改良,直接启发了台湾相声界的革新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对传统的态度要保守一些。”刘增锴对《新世纪》周刊说。 在台湾期间,马季对台北曲艺团团员的高学历和素养惊叹不已,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相声的希望在台湾。”回到大陆后,这句话曾在相声界引起争议,但刘增锴觉得这种争议有些无谓,“马先生不过是激励大陆相声界而已”。不过,马季的作品倒是很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相声格局。 刘增锴说:“台湾传统的段子,‘一头沉’(主要是逗哏说话,捧哏只是偶尔衔接过渡)的比较多,马先生的作品‘子母哏’(逗哏与捧哏位置相当,台词一人一句)比较多,带动了台湾‘子母哏’的创作。”除此以外,这个改变也使得学相声的孩子更多了,“因为‘一头沉’的段子,家长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逗哏,不愿意捧哏,而‘子母哏’就避免了这个问题”。马季的群口段子也有同样的效果。由于允许几个孩子同时演出,很多业余学相声的孩子特别喜欢说群口,其中《五官争功》成为很多初学者的启蒙教材。 刘增锴还特别提到刘伟的“柳活”(学唱)对台湾女相声艺人的影响,因为女艺人的嗓音天生较好,适合在“柳活”上有所突破,刘伟的发声方法让她们找到了展现自身特点的方式。 薛宝琨评马季: 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他至少没有去经商、去演戏、去当县长,他是真正完全在说相声的人 -本刊记者/胡凌竹 著名相声评论家薛宝琨与马季在1961年相 识,那时薛宝琨刚从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担任创作员,与马季同属一个单位。 在谈到马季的艺术生涯时,薛宝琨表示:“虽然现在对马季是不是‘相声大师’尚无结论,但他确实是一个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 新世纪:作为一位相声评论家,您怎样评价马季一生的相声事业? 薛宝琨:他是“新相声”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新相声”,就是在建国以后的,脱离一些低级趣味的相声作品。马季带动了“新相声”群体,赋予了相声清新、刚直、向上的东西,对相声格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新世纪:一些评论说马季那时的相声是“歌颂式相声”,脱离了相声讽刺的特性。 薛宝琨:我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1956年马季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们的心理状态都是奔着共产主义,相声演员们从旧社会里属于三教九流的卖艺人变成新时代的艺术家,自然会想讴歌新社会的变化。那时的曲艺节目都是为政治服务,社会对曲艺的要求是说忠心、唱忠心,政治放在第一位。马季那时的《找舅舅》、《英雄小八路》等,都是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东西。我们为什么非要把相声局限于讽刺呢?为什么不能说马季等人拓展了相声的歌颂功能呢? 新世纪:马季也有一大批的讽刺性相声,如《五官争功》等。 薛宝琨:对。因为相声的歌颂和讽刺最重要的在于歌颂什么、讽刺什么。社会好,那就歌颂,有不好的一面,自然就讽刺。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压抑了太长时间。相声的文学意识在于面对生活提出时代问题,马季就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新世纪:是否可以说马季是相声界中的一个无法复制的大师呢?有评论说马季是讽刺相声的最后一个领军人物。 薛宝琨:我不能说他是不是大师。因为像侯宝林、刘宝瑞这一代相声大师,他们的讽刺相声是成系列的,他们每个人针对社会的角落,都有在讽刺、在说的东西。但是马季没有,真的大师应该是每篇作品之间都有关联性的。而且他的作品现在说“流传”二字还太早,等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看,是否大师,让历史来下定论,我没有权力来讲这个。 新世纪:您觉得马季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相声演员? 薛宝琨:他是一个真正把自己投入到相声事业中的人,是真正在钻研相声,是一个在相声事业里耐得住寂寞的人。 新世纪:什么叫耐得住寂寞? 薛宝琨:他至少没有去经商、去演戏、去当县长,他是真正完全在说相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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