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大葱:于丹的《论语》心得确实很无耻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7日17:11 南都周刊

  文/令狐大葱

  作者简介:令狐大葱,南都周刊电子报特约专栏。

  无所适从时代里的自由工作者,三流画家、二流设计师、一流批评家。

  于丹的《论语》新解的讲坛我也看过第一部的,在哪里看的是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对其解说子贡问政的解释也一样很疑惑,一直想写写感受,怎奈没有时间,最近看黎鸣先生说于丹媚权,不无道理,谓于丹言论无耻,我个人认为也是得当的。

  引发争议的主要源于关于子贡问孔子的章节中的一段话:“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黎鸣先生对于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于丹对国家主义和民权思想的不合理解释,而黎鸣对于丹的“信仰国家”的说法显得尤其恼火:

  “……孔夫子的原话,如果当作今天的话来理解,人们绝对会认为,中国人实在太下贱了,自己把自己不当人看。为什么?只要有人一手拿着刀威摄(足兵),另一手再拿着‘吃的’让你活着(足食),中国人就都会乖乖地‘信之矣’;何况‘吃的’(足食)还都是中国人自己劳动得来的。这不是中国人的下贱是什么?这不是中国人自愿与牛、马、猪、羊等畜牲同列是什么?只要有‘吃的’,中国人就“信之矣”,中国人何以就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而且还心甘情愿?…………孔老夫子把‘政’看得如此简单、如此缺乏起码的人道,于丹女士却奉为至宝,用它来作为她《心得》开篇的‘天地人之道’,还要中国人继续走这条‘道’,于丹女士又把中国人当作了什么呢?………”

  黎鸣骂于丹,多有其哲学基础做基点,作为哲学家一点都不过分。我说于丹的不是,却是从本人的草根心态来看的,于丹根正苗红一点都不反动,而是有些冠冕堂皇的无耻。

  首先,撇开《论语》本身,我个人认为由一个中国女人来宣扬孔子儒学的微言大义和一个妓女赞美男人强奸如何如何美妙并没有什么两样,于丹不适合作数千年女性的代表对儒学进行正面的褒扬和无限幻想式的解释,也不适合做儒学的代言人,难以想象,一个现代女性教授,居然可以把儒学奴役和愚民思想加以引申成现代的完美极致,中国历史上受儒学毒害最深重、最凄惨的恰恰是女人,不是因为于丹是于丹,而是无论是哪个女人来代言《论语》,都是极其残忍的事情,所以,面对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首先要向于丹说“不”。

  所有的女人都不应该忘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同样出自《论语》,这句话一方面把女人平等性的权利彻底剥离,另一方面又让丧失权利的女性安享歪曲定义下的人格定位,这种论调就逐渐让女人把本来的情感表征歪曲成天性恶劣的女性特质一样成为想当然认定,跟选择“金莲小脚”的畸形审美也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于丹的确有不道德的嫌疑,缺乏最起码应有的历史道德。说句实话,只是偶尔看了些《于丹〖论语〗心得》,所以我不知道于丹是在怎么为孔子开脱这句话的,总不会把“小人”说成是“小孩子”吧。

  其二,于丹《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文字热销,不是创造了国学研究“奇迹”,而是文化庸俗的极端体现。十几年前的蔡志忠先生漫画国学著作数十部,犹比不上今天于丹这种站在电视面前说评书的解剖方式。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句话倒使可以用来形容黎鸣和于丹两位先生,黎鸣虽野,但说得彻底、真实、正直,于丹虽“文”却完全立根于党人心态治学,缺乏学者的独立精神。

  黎鸣俗而不庸,于丹却采用貌似“史”的解说误导学术研究的精神之嫌,实际上是走向了一种庸俗,这种庸俗的确是很要命的,学者的为人媚权如果是为了生计倒也可以原谅,如果在文字里媚权最终的影响是误导意识、贻害后人。

  只要把蔡志忠的漫画版《论语》和于丹的心得本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蔡志忠漫画的可爱和轻松、质朴和诙谐,不涉及意识形态而偏向于个人学习和修养,而于丹的言论给人的感觉却是有指向意图的,她在确认一种封建体制和意识的合理性吗?

  其三,于丹的思维是在给国家公务员输送精神鸦片。这个时代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有的人专门给军营的人录制歌曲,有的人专门为学生炮制校园歌曲,定位都非常准确,影响也无比“深远”,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中国特色”,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呈现出很奇怪的现象,平庸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征,而现在,于丹的《论语心得》看上去更是给公务员定制的一种精神灌输。

  我可以猜想,这样的作品一经出版,就有可能象文革学毛选一样变成许多国家公务员必备之案头书籍,可能许多事业单位又在拿着《于丹[论语]心得》开会搞学习讲谈了,热销的背后,其实是有这样那样的人在上纲上线推动的。所以,于丹不象一个汉语言博士生导师,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的宣传机器。

  看到于丹的演讲,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起古代的戏剧里的“国家公务员”形象,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戏剧经常把一些“国家公务员”比如衙役、书吏都塑造成“粉鼻子”,“粉鼻子”的形象和现在的一脸正气的形象塑造是差别很大的,说明古代人把职业属性和国家属性分别得很清楚,而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把国家脸谱化和崇高化了,当然这是善意的,但是也是很可悲的,文化的独立性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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