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剧遭遇市场尴尬 观众拒绝历史说教

　　批评《贞观长歌》，表扬《大明王朝》，这几乎是最近互联网上文化论坛里最热门的话题。这个最开放，也最接近真实的民意表达平台所传达的文化症状，远比两部电视剧的创作者们希冀表达的东西丰富得多。

　　《贞观长歌》的导演吴子牛说：我们想通过电视剧让大家回忆起这段灿烂的时期，想表现民族崛起的华章。他用82集歌颂了一个盛世大唐。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的导演张黎说：我绝对不会拍盛世皇帝、盛世朝代，我要拍皇帝戏就拍衰世，拍末世。他用46集展示了一个制度的山穷水尽。

　　两个导演坚持着各自的“政治正确”，他们都承认，不是在纯粹地讲古代历史，而是有着隐晦的现实诉求。观众批评与褒扬的情绪基础同样是政治化的解读，早就被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歌颂弄得厌倦的人，对82集的《贞观长歌》破口大骂，对《大明王朝》则不吝好评。

　　但放到一个更广大的评价空间里，不管是褒是贬，两部历史剧共同的遭遇是收视率低下。更多的人已经厌倦了这种托古喻今的伎俩，几百年前的王朝故事离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实在太过遥远，人们厌倦了费力从中寻找与当代精神相通的地方，创作者寄寓其中的政治言说也便成了无处安放的幽灵。

　　尤其是年轻人，在记者的访问中，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这些政治味浓郁的历史剧，几乎毫无兴趣，更没有人去关心，电视剧里托的什么古，喻的又是什么今。他们对于纯粹恶搞的《武林外传》的兴趣，远远大于这些带着高傲而拙劣的启蒙意图的历史剧。

　　《武林外传》与《大明王朝》

　　《武林外传》是这样一部情景电视剧：关中小镇上的同福客栈里，老板娘以及寡妇佟湘玉善良、多情，但是极度抠门，她喜欢跑堂白展堂，后者号称“盗圣”，却胆小如鼠，“野蛮女友”郭芙蓉成天与算账的吕秀才吵吵闹闹，厨子李大嘴做饭并不好吃却幻想拥有绝世武功，衡山派掌门莫小贝实际上是狂爱糖葫芦的小破孩……大家都是打工而已。为了一份工钱，苦恼；为了一份感情，辗转；为了惹不起的麻烦，担惊受怕。

　　与宏大制作、承载着政治理想的《贞观长歌》、《大明王朝》相比，这样一部“拿肉麻当有趣”的电视剧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却不经意间成为中央电视台史上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在2006年一年里，不断地被各地电视台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大明王朝》播出之后，最高的收视率仅为0.41%，这样的成绩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在播出之前，这部片子已被寄予“厚望”，因为它拥有超豪华的主创阵容：《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走向共和》的导演张黎，以及主演陈宝国。

　　单是导演张黎，就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个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学生，本来是一个只在业内有名的摄影师，他的名字被大众熟悉，则是自他导演电视剧《走向共和》之后。

　　从《走向共和》开始，张黎拍摄的电视剧从来都不以纯粹的娱乐化为追求，而由于其强烈的责任感和启蒙精神而被媒体冠以“精英色彩的电视剧”。有媒体统计称，在播《走向共和》的时候，当时的观众就有几个特点：高学历和高收入的观众多。张黎本人也说，他希望他的电视剧能影响一些社会中坚。

　　对于《大明王朝》，知识分子、明史专家还有那些一贯苛刻的评论家们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褒扬，可让人无比惆怅的是，这么好的一部历史剧，怎么就乏人捧场？

　　虽然媒体为低迷的收视成绩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观众的不买账无疑是对创作者最大的打击。刘和平也坦言，现在对于古装历史剧的创作者而言，确实是一个感到困惑并且艰难的时期。

　　至于为何艰难？不是历史剧拍得差了，而是时代变了。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洞见：政治就是为了“捍卫尊严”而进行的断然斗争，而市民道德，则是为了“过日子”而进行的利害盘算和不断妥协。《武林外传》、《大明王朝》、《贞观长歌》，这几部轮番上映的古装电视剧几乎是韦伯论断的精彩演绎。

　　韦伯曾经对他的国家无比担忧：小市民的“道德”是“政治生活”的天敌，庸俗市民社会因而必然是充斥着“政治厌倦症”和“政治侏儒症”。难道，在被各种各样的革命和政治理想折腾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也正在迈入一个庸俗市民社会？还是那些被精心筛选和包装过的历史演绎，再也无法满足这个时代消费政治的热情？

　　俄罗斯电视剧的启示

　　俄罗斯的例子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解答这个疑惑。当历史剧在中国各家电视台扎堆播放的时候，俄罗斯的电视荧屏上，也正在掀起一股历史剧热潮。2006年11月份，俄罗斯电视台第一次放映了改编自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经典之作《静静的顿河》的史诗电视剧。

　　《静静的顿河》演绎的是1912年至1922年间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电视剧里包括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这些纷繁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静静的顿河》播出以后，人们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论争热情似乎被点燃了，电视剧正在慢慢成为一个民众理性论争的公共空间，而非仅仅作为娱乐载体。

　　崛起中的大国，其民众对于自身的历史和政治似乎都是充满热情，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和中国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有着沉重而悠长的历史，都在全球化的时代寻求着自己的崛起路径，他们与那些沉浸在后现代主义景观里的西方国家不同，尽管政治生活遥远地被排除在“市民社会”的视野之外，但却就存在于每个观众之中。

　　近年来，俄罗斯影视行业一系列爆炸性的突破让人侧目。2006年5月份，根据帕斯捷尔纳克同名经典著作改编的全明星版电视剧《日瓦格医生》在俄罗斯首播，这部曾在本国遭禁，曾被诺贝尔肯定，曾在好莱坞辉煌的小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让千千万万的俄罗斯人在电视上欣赏。

　　在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除《日瓦格医生》外，还有一些当年被禁的本国名著纷纷登上俄罗斯电视台黄金时段，它们的广告也出现在户外的巨幅公告牌上。2006年前后，根据布尔加科夫的魔幻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索尔仁尼琴的现实主义小说《第一圈》改编的两套电视剧分别播出，均获得好评如潮。

　　俄罗斯人用豁达与开放的历史态度守护着自己民族的记忆，这也让多少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们羡慕不已。

　　不合格的中国编剧们

　　文化产业天生地具有守护记忆的责任和言说政治的冲动。中国的编剧和导演们同样渴望电视剧不仅仅是娱乐，但他们做的往往只是抱怨权力封锁了记忆，然后把有限的才华用在挖掘政治斗争内幕，臆造历史噱头上去。于是，有些历史被封锁着，有些历史被泛滥地演绎着。让这一代人的记忆如此贫乏。

　　中国的确有自己的国情和媒体审查制度，但这不意味着艺术家可以玩弄哗众取宠的把戏，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人们对严肃的历史和政治言说缺乏热情的时代，在经过了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人太多的问题需要寻求政治解决，太多的政治情绪需要文化表达，这样的时代，紧跟主旋律和市场表现完全可以兼容。

　　一味地从古代王朝的历史叙事中寻求政治寄托，对于文艺界来说，对于那些怀着高傲的启蒙精神，希望自己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娱乐明星的编剧、导演们来说，这显然是最毒药的做法，它在迅速地透支时代对于政治消费的热情。

　　“真想不通那些导演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成天拍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要真想折腾历史，看看民国时期《大公报》、《申报》的那些报道，每天记录下的新闻多么精彩，那几十年，战争，动荡，权谋，有那么多现成的材料，什么戏剧因素都不缺，不比清王朝那些个破事好玩？”这是记者在对年轻人对待历史剧态度的问卷调查中，收到的最有价值的抱怨。

　　其实，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认知，任何一个有着强烈政治言说冲动的剧作家都知道，对于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真正值得演绎的历史是民国以来，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磕磕绊绊的历程，而不是遥远的大唐盛世，也不是诡秘的大明王朝。

　　但中国的剧作家们似乎一直以来都被常识所困扰。从郭沫若、曹禺到今天那些电视剧编剧，他们的苦恼一脉相承。只不过今天，除了政治正确的考虑之外，还需要面对市场，面对日益商业化了的受众和那些更乐于沉湎在《武林外传》式的恶搞中的年轻人。

　　也因此，这个时代的编剧们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辛苦的编剧，他们立场暧昧、面庞混杂不清，他们是那么不纯粹，他们既想迎合政治，又不愿意沦为宣传工具；既想赢得观众，又不愿意放弃高傲的启蒙精神；面对市场和金钱，却满口的政治寓言，宣称要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

　　电视剧的尴尬处境也烛照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弊病，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弊病中，我们才迎来了看电视剧、评电视剧的“快乐”时光。(记者 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