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星：我才50岁还很年轻

　　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谁？然后，他们列举一大堆，美国总统布什，张朝阳，潘石屹等等……都是这些。我觉得一个人心里有骄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自己的梦，有饭吃，有衣服穿，不露屁股，不伤风化，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不是成功的人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也很成功。成功就是钱多、大屋、好车、漂亮二奶、人前光鲜？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取向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徐星的家，在北京一个普通居民楼里。

　　早上10点，屋子里传来钢琴的声音。叶塞尼亚，这是徐星的晨课。

　　如果不用出去打工，他通常是上上网，或者看看《太平天国亲历记》，或者电影《冰海沉船》，出去在街上看看人，顺便买菜，跟小贩儿们交流交流。

　　一个老愤青，一个有些愤世嫉俗的，有些不合时宜的，作家……先锋作家(他及时否认了)。在路上，漂泊的人，散漫的人，无业游民，作家，广告拍摄者，独立DV制作，网络热心的老大哥……这是徐星。一个1.88米的高个子，像一个活动的柱子(但是比柱子生动)，手长脚长，戴着从德国淘回来的尖帽子，坐在那儿弹钢琴。桌子上有花，还有两缸金鱼。徐星不喜欢金鱼，那是朋友送的缸。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明亮亮的，虽然小，也还舒适。那是一个一层的一居室，几个月前，他还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著名的地下室，全聚德发给清洁工徐星的劳保。“社会主义好啊！” 那时候，地下室是朋友公用的，“不知道我家钥匙都在谁手里，经常猛一回家，发现已经有好多人，有时是醉鬼，有时会是一对男女……”1994年从德国回来后，他依然住在月租不到100元的地下室，骑单车，靠教老外汉语打短工为生，这样前后总共20年，最近才“浮出”地面，住上了地面上的明窗净几的一居室。

　　1985年，文学当道

　　1985年，全民学习，文学当道。徐星的出现，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后来他被尊为中国的“先锋派”鼻祖。

　　现在提到这个，徐星会有些不好意思；而在过去，他似乎也有些不以为意。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儿玩，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徐星就想：这样的也能在《人民文学》上发呀？

　　他赶紧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说从朋友那里要回来，骑着车到《人民文学》去投稿，稀里糊涂地骑到虎坊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编辑部。他决定碰运气。看门的大爷拦住了他，一本正经地问：诗歌还是小说？徐星说，小说。看门大爷很在行地为新一代的文学青年指出“光明之路”：“那你来错地儿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那天他已经习惯性地喝醉了，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文学》已经是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下一个人，正要收拾盒饭往外走。徐星只见那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来稿。

　　《无主题变奏》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第7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责任编辑是朱伟。

　　后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写道：　　

　　“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位作者也被称为‘现代派’。”

　　徐星说，“在全聚德因为工作散漫，总是喝酒，被领导惩罚性地‘发’到清洁组去扫地。我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上班8小时太难熬了，现在这个工作只要下大雨，下大雪，我就不去扫地了，那时候我天天盼着变天，那多好呀。我每个月到时候就拿钱。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

　　1985年，作品发表以后，他依然做着烤鸭店的工人，经常性醉酒。“还是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个兜里揣着啤酒，一个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那时到烤鸭店来找我的人比较多，有记者来了，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帚往脚边一放，就开始聊文学。”

　　“《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我老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公斤几公斤的。那时批判也很多，说非英雄主义，说我颓废，资产阶级自由化。挺傻逼的。哪里是文化批评？都是社会化的批评。那时报纸也不发达，信息渠道也有限。在80年代，这样的小说很异端，要是没有王蒙的话，这个异端也出不来。我觉得王蒙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人。当年他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承载一些压力。实际上没有他，80年代没有这么猛的文化势头。

　　“有的时候能收到几百元的稿费。那可是一笔巨款。有一个作品《剩下的都属于你》的第一部分，稿费是千字20元，当时是最高的，一般都是12、13元。我当时的工资是37.85元。当时烤鸭店的烤鸭是(想了一下)8元钱一只。

　　“如果当时疯狂发稿，还是能富裕些的。可惜，太可惜了，要不然我就是一个富翁了吧。可惜了，我就是疯狂不了——懒散，没毅力，做事情没长性。到现在还这样。

　　“当时定位不准，太异端了。烤鸭店说了许多次，老让我走人。那时开除人特严重，就跟进公安局一样。”

　　他的好日子果然没过多久。1986年，徐星30岁，他离开了烤鸭店。“没有单位当时是特可怕的事情，当时我也挺怕的。”徐星说，“体制内的工作，我只做过这一个，有劳保啊，编制啊，档案啊，丢了觉得可惜嘛！”

　　那是迪斯科！

　　追溯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颇为有趣的。“上小学之前我就能看书了，插图版的《希腊神话故事》。后来看《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物理世界奇遇记》。我经常问我姐姐，这个字怎么读，没完没了的，我家里都烦了。我哥哥就特别坏，他已经认字了，就跟我谈条件：‘这个苹果给我吃，我就告诉你。’后来那个跟我讲条件的哥哥去世了。”

　　怎么能不谈谈80年代？那个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年代，那个开始解除思想禁锢、充满纯洁理想和男女关系的年代，引起多少人的怀念！20多岁的大小伙子，喜欢读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在当时的秘密阅读时代，这样的书，只局限于北京青年的地下传阅。书在当时是稀缺资源，而学生刘索拉和工人徐星，都是北京青年里的“进步分子”，这样的“精神历险”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版本是1962年的，徐星承认这算是部分师承。写完《无主题变奏》后他才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太吃惊了！情绪上太相像了！”无以解释。

　　音乐也是稀缺资源。据徐星回忆，1980年代，他们经常聚在画家彭刚家里听唱片，“那时就在听披头士了……那可是犯罪。我们在唱头里塞上棉花，拉上厚厚的窗帘……彭刚听着听着就一个人随着节奏扭起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都以为他疯了。”直到十几年后徐星才知道，那是“迪斯科”。

　　陋室被盗，一夜赤贫

　　1989年11月，徐星接受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出国了。1991年，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住在伯尔家写作。“他家在大山里面，当隐士，特别美。”

　　“欧洲比较舒服，但国外的生活实际上不适合我。我觉得欧洲太老了，特别适合养老，而我还没有老到养老的地步。我还有激情。”

　　1992年，打算在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他一直飘荡着。他赤手空拳地出去了，1994年，又赤手空拳地回来了。

　　2001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他在医院陪病重的哥哥，那个简陋的地下室被盗了。“搬家似的，把东西都搬走了。”那是釜底抽薪的偷盗，一夜之间，徐星变为赤贫。他不得不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版权。“我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筹莫展。我集了30年的邮，贼都偷走了。本来我的生活挺稳定的，我那时有很多珍贵的邮票，卖一张可能就够我生活一个月了，这下可把我后半辈子的都偷光了。”

　　45岁，一下子变成了赤贫，一切又从头开始，真的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回忆不在体制内生活的日子，徐星说了一句，“挺难的。”

　　无论如何，徐星看起来不像是50岁的人。他经常给过街桥下的小贩们站岗放哨，城管来了，就让他们赶紧跑。他偶尔会像《小偷日记》的作者让·热内一样显露身手，过去他在内部书店偷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来“更没出息”，作为玩笑，在超市顺几颗口香糖，要不就把“星巴克”的咖啡杯子带走一个。迄今为止，他确实没有引起附近片警的注意。

　　有时候他会笑话自己，“我老说白字，不认识就瞎说。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我说日本‘非句’，他们笑我，说是‘俳句’。”他笑问记者：那个字到底念“Fei”还是“Pai”呀？

　　说徐星最多的是他的母亲：你什么时候才会真的长大呀？

　　对于评论家而言，徐星已经“过气”了，但是他对写作没有焦虑感，他也承认自己写作上有许多“软肋”。“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算球。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没才华啊，江郎才尽啊，我就想，没有就没有了。”

　　徐星写写停停，也不找地方发表。他有些硬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也不是先锋作家。如果你在采访里说，徐星是一个傻逼，我也不在乎。”

　　徐星在网上东游西逛，也参与热点事件的评论，也劝架。韩寒、赵丽华、方舟子、老罗，超女、芙蓉姐姐、博客……他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他通常不参加争论，“所谓的争论大多有虚荣心在争论的背后作祟，所以争到最后只会剩下无聊。”

　　对有些事情，徐星就评价说：怎一个恶俗了得呀！有趣的是，“恶俗”这个词是徐星在《无主题变奏》里创造的，“当年我写到了一个人的‘俗’，‘庸俗’已经被用得太多太多，想来想去不知如何表达这个人的‘俗’，为这个表达想了几天，有一天干着干着活突然开窍，想了一个‘恶俗’。”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好的老愤青。有一次，一个杂志采访他，他真的愤怒了。“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谁？然后，他们列举一大堆，美国总统布什，张朝阳，潘石屹等等……都是这些。我觉得一个人心里有骄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自己的梦，有饭吃，有衣服穿，不露屁股，不伤风化，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不是成功的人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也很成功。成功就是钱多、大屋、好车、漂亮二奶、人前光鲜？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取向，可惜，它挺主流的，主导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更可惜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这种价值取向没有分析能力，没有抵抗力，所以它成为主流。”

　　徐星的愤怒都是来自草根阶层。他同情下层，发自内心地和这些人友好相处，对人对事，都是尽可能地良善。他调和朋友的矛盾，尽力帮助他们。他说，爱是一个准则。他说，他爱美好、真实的东西。

　　他有一个6岁的儿子，和一个法国姑娘生下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他殷切地说道：“我暗自庆幸我有一个儿子，我庆幸我的儿子他不是中国人，儿子，你爹所享受的一切禁忌对你来说都不存在时……要是你以后也像你爹一样懦弱无能，那就像你爹一样；至少牢牢地记住这些事情……”

　　底层人的生活特别丰富多彩，

　　城里人的生活特别空洞

　　人物周刊：你是否还是觉得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

　　徐星：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挺美好的，挺舒服的，还把它给丢了。我现在跟那些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

　　喝酒……以前喝得太多了，身体都喝坏了。现在老了，学会节制了——那时几乎天天醉。

　　人物周刊：最近做什么？听说你在拍DV？

　　徐星：其实是关于“文革”红卫兵的记忆。还没真正开始采访。我去哈尔滨找了些人，还要去重庆。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在边远的地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人物周刊：你也做过知青，在延安，还记得那时的生活吗？

　　徐星：我去得比较晚，1975年去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饿肚子。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我觉得我把这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志丹是那时很有名的贫困县，我最记得我的生产队长，他每天天不亮就来我床头叫我起来上工。那时太年轻，睡懒觉。农忙时，队长每天早上4点就站在炕头求我，快起吧，给咱出个工吧！叫烦了，我就说滚蛋！他说，那你吃啥呢？我说：不吃！两年后我就当兵去了。

　　人物周刊：拍DV是因为平民关怀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底层的，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

　　徐星：我很善于和底层的人打交道。童年的经验告诉我，底层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特别丰富多彩的。而城市里的许多人，他们的生活内容其实特别空洞，苍白无力，精神生活也大致如是吧，所以拍他们没什么大意思。我们现在缺乏同情心，社会变得越来越残酷，似乎是一个大环境所趋。我昨天晚上刚写了篇文章，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也没有道德感。我是无神论者，也不信上帝，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规则，太轻浮，缺乏庄重感。

　　人物周刊：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接触底层的人。

　　徐星：我妈妈是医生。1967年，他们医院整个都迁到甘肃去了，响应毛泽东的“626指示”，说大医院的医生不应该在城市里给资产阶级大老爷看病，应该到农村去。父亲是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也被打为“右派”，被管制起来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我姐姐在内蒙插队，我哥哥在怀柔，家里6口人，在6个地方。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每年有两次去看我妈妈。从北京坐火车，30个小时到西安，在西安转车到咸阳，然后再坐一整天的长途车，才到我妈妈的地方。晚上在火车站睡觉，见到许多逃难的人，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感到特别震撼。那时特别冷，在车站里许多人挤在一起，围着一个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取暖。他们对我也很好奇，都当我是城里人，觉得我像一个落难少爷。他们都说，孩子真可怜，就把离火炉近的暖和的地方让给我。我听着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聊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慢慢地睡着了，有时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臭烘烘的大衣或是一件老棉袄，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啊。后来我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那时火车不准点，每一站都停。路上看到很多很残酷的景象，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时火车挤得跟罐头似的，跟在城市里见到的，听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没爹妈的保护，我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了。

　　然而出门几次后，我就上瘾了。我特喜欢坐长途车，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车上有猪呀，鸡啊鸭子呀，挤在一起，这是活生生的生活。

　　人物周刊：30年来底层的人们有什么变化？

　　徐星：没什么本质的变化。我过去拍光明桥底下一个卖玉米的姑娘。不知道卖玉米的姑娘的经济活动和国家的GDP增长是否有关系，大概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因为她的生活实在是没有什么光明可言。她被人拐卖过，颠沛流离，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玉米。她每次看见我，都很高兴地让我吃她的玉米。

　　我问她，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她说，我想做一个让有钱人看得起的人。

　　人物周刊：1986年，你骑着一辆28吋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在当时算是创举了吧？

　　徐星：当时我差不多是第一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报纸上发消息。当时还没有京广高速公路。国家一级公路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树都砍了，路边有无数的工人。我路过河南的时候，正好农民收麦子，我就把自行车一放，问他们，我帮你们收麦子，和你们一起吃饭可以吗？他们特高兴，说来，来。干完活，就可以吃他们用新麦子做的馍。

　　人物周刊：你对权力没什么欲望？

　　徐星：前几年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大概能算有点权力吧，管人，还管给人定工资标准，我觉得这一辈子没这么为难过。早晨一进办公室，都说徐总好，徐主编好，我特受不了。还有人诉苦，说谁谁对他不好。我觉得这特别扭，特可怕，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干不了。当一个负责的人是很累的。

　　我简单，都是出于自私，为了让自己生活不那么累，我要是天天计较，算计，那该多累呀。

　　人物周刊：体制外对你有影响吗？

　　徐星：有吧，就是没有保障吧。为了他妈的生存，要去挣点钱吃饭，经常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做过好多事啊，比如拍广告。每个人都得为了生活付出点代价。比如你，还得为了生活来采访我，哈哈。

　　人物周刊：你的幸福是什么？

　　徐星：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活里的很多小事，比如见到一个不错的朋友，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所以我的幸福挺多的，我时刻都会觉得挺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挺美好的。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有何憧憬？

　　徐星：我的未来很渺茫，不确切。因为我还很年轻，才50岁。

　　徐星 1956年生于北京。插过队，当过兵，后进入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1985年发表《无主题变奏》。1991年获国际笔会瑞典图霍尔斯基文学奖。1995年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