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全安：世界上的道理很简单

　　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只是后花园里的奇花异草，而不是前庭的参天大树。被视为另类，暗含的前提是我们是弱势，是被同情的对象。有人可能觉得这就很满足了，但我觉得不舒服。长远地看，这是不公平的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实习记者 郑廷鑫

　　2007年，大年初一，之前名字只为少数圈内人所知的中国导演王全安，凭借影片《图雅的婚事》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图雅的婚事》是一个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故事。丈夫巴特尔因为瘫痪在床，不能再照顾妻子图雅，决定让她改嫁。但图雅定下规矩，谁要娶她，必须带着她前夫一起生活。全片除了主演图雅的余男是专业演员外，其他演员都是当地老百姓。

　　柏林电影节上，王全安和余男以一种极为华丽的方式亮相：王全安一手握金熊一手揽着余男，两人一左一右，对着金熊“狠命”亲吻起来，密集的闪光灯中，王全安挪开金熊，对着余男的盈盈笑脸吻了一下。

　　这一吻，让所有人想当然认为两人关系亲密，连闭幕式记者会的主持人都没忘记这个问题。“主持人当时对着我和余男说，‘《图雅的婚事》在柏林电影节有这么美满的结果我们非常高兴，你们是不是也打算马上结婚呢？’我当时困惑地看着他，后来这个话题就岔过去了。但我想，假如因为《图雅》拿了金熊奖，导致导演跟女演员产生了这么缠绵的感情，并要在电影节上结婚，这简直是童话一般的事情。”说罢，他调侃道：“在那一瞬间，我也觉得结婚非常合适。”

　　王全安至今只拍了3部电影，3部电影只有一个女主角：余男。他们的合作从《月蚀》开始，后来又有《惊蛰》和《图雅的婚事》，据悉两人今年还将合作第四部电影《纺织女工》。

　　看起来温和的王全安，在余男眼中则是一个近乎苛刻的人：“他在表演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需要真的东西，有时候很折磨人。”

　　1965年王全安生于延安，12岁那年，为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到歌舞团当了一名舞蹈演员。1983年开始，他随歌舞团游历了一些国家。在国外，他看了很多“大片”，这些大片影响了他的人生。冥冥中他感到自己这辈子注定是要跟电影结缘的。

　　王全安和一个法国姑娘谈了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但却有机会就读里昂电影学院，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拍电影，我不可能拍法国人，我不可能比法国人更了解法国人。”他决定回国，去读北京电影学院。

　　1991年，王全安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偶尔在一两部电影里客串一下，剩下时间就是埋头写作。1999年，他的第13个剧本《月蚀》拍成电影，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大奖。2004 年，他完成了第二部影片《惊蛰》。

　　我没什么问题，你应该接受我

　　人物周刊：在《图雅的婚事》一片中，你想表达什么？

　　王全安：它首先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感受。表达了我个人对环境的看法，和我对生活中这样一个女性遭遇到这种困境时的种种拷问。

　　人物周刊：之前的《月蚀》、《惊蜇》一直未能在国内上映，这次获得金熊奖很感慨吧？

　　王全安：一部电影在电影院放映，有被观赏的过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得奖反倒成了锦上添花的事。在柏林的剧场里放映的时候，跟观众一起感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做完了，而且很出色，我想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完成了。剩下的评奖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沉默了一会儿)其实前两部电影我也没觉得特别心酸，之前的那个现状，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中国的发行环境，电影环境，就是那么一个现状。

　　人物周刊：哪个导演不想自己的电影能在电影院里放映呢？

　　王全安：事实上在中国的艺术片里边，真正考虑到可以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比较少。如果我们拍一个电影，说要去电影节，那么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电影节，一切就都围绕着那个来拍，这也是为什么我拍完第二部电影，就对这个东西有点厌倦了的原因。第二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电影应该进入主流市场，参加金鸡奖，让这种电影变得正常。

　　人物周刊：这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王全安：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吧。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你不面对现实，你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呢？你是由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进入主流并不是说改变了自己，而是你把自己放到了原来你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你原来为什么要回避呀？因为连你都觉得自己有问题，你都觉得他不应该接受你，他不会接受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接受我，这才是对的。

　　人物周刊：这么想之后，拍第三部片子时刻意做什么改变了吗？

　　王全安：年轻的时候，你会认为艺术至上，艺术电影是你的惟一的表达，也只有这些是最重要的，是全部。可是，当你真的认为个人表达比电影本身还重要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脱离电影了，甚至可以不拍电影了，你可以去演讲或做别的事情。你如果做电影，就要尊重电影的一些元素。随着年龄的成长，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有你这一种视角，在讲述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是跟你不一样的，你得通过一个好听的故事，让电影好看，才能让别人更好地接受你。当你真的注重了讲述，也会讲述的时候，你就具有了商业性。能拍出一个让人喜爱的电影，你的思想才能得到传播，传播得很远。

　　你对女人了解越多，

　　就越为她们心痛

　　人物周刊：你的《月蚀》模仿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模仿了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你怎么看待年轻导演的这种模仿？

　　王全安：模仿本身不是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模仿得来的，关键是看得到了什么结果。现在的媒介那么发达，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有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都在模仿，只有《疯狂的石头》得到观众的喜爱和接受，这就是结果，这就不只是模仿，这说明里面有只属于宁浩自己的东西。《月蚀》也一样，也许形式上有些相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电影里很少有借助虚拟的东西来传递真实的情感，甚至表现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我觉得这点做到了就是结果。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近年来一直在思考“逼真现实的影像能不能跟强烈的戏剧性融合在一起”的问题，现在想出什么了没有？

　　王全安：《图雅的婚事》就是在这方面的试探和努力，把比较好的生活质感跟有效的叙事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次得到了很积极的反馈，电影局的人看完觉得不错，电影节的人看完也觉得不错。电影局和电影节本来是两个极致，为什么能产生相同的看法？说明电影本身有一种力量可以穿透一些隔膜。说到底，电影局的人也是观众嘛。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电影总局资助了一些年轻导演。有人认为，给导演们钱，不如给他们创作空间。

　　王全安：其实也不光是给钱，这说明一种态度，表明电影总局想支持你。对中国的青年导演来说，创作空间也没到了让人无法创作的地步，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这些问题，而是电影本身。把电影本身做好，才是真正的难。美国没有电影审查制度，但好电影依然很少，法国也一样，甚至更少。所以，别再浪费时间纠缠这些，还是回到电影本身吧，看看靠自己的能耐，你到底能折腾出什么东西来。(笑)是有一堵墙拦在那里，但不会拦住真正有才华的人。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导演才是好的电影导演？

　　王全安：好的导演一定能讲述某种有趣的东西。应该做这么一种区分：把你的表述和电影分开来看。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电影不是万能的。电影史上有很多尝试，但为什么有一些电影慢慢被人遗忘？因为它不是最好的表达，太晦涩了。晦涩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有问题。真正好的东西都是化繁为简的，把一个很深奥的东西讲得很简单，这是真正的学问。学问不够的人才会把简单的东西讲得那么不可理解。世界上的道理有时候很简单，不复杂，只是包裹了一层层所谓的学问。

　　人物周刊：哪些导演对你影响比较大？

　　王全安：费里尼是一个，我喜欢他刻画人物的尺度。按理说他的电影很个人化，但看他的电影却一点也不觉得闷，因为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他的人物刻画有很大的戏剧性，一个个既具有生活的质感，又洋溢着特别强的戏剧感，所以很有魅力。

　　黑泽明也是这样，他能拍出一些其他导演拍不出的电影，因为他有比较完整的素质，不会很单一，这样才能完成比较复杂的电影。

　　有一段时间也喜欢过戈达尔，他告诉我一个道理：你可以对电影做任何事情。但现在的实践证明，其实不是这样的。(笑)

　　人物周刊：迄今为止，你所拍的电影都是以女性为主，你曾经说过，你想拍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女性，为什么？女性的哪些特质如此吸引你？

　　王全安：在柏林电影节主席的私人宴会上，我看到了那么多漂亮女人，尤其是法国女人，看得我太赏心悦目了。(笑)她们的漂亮，不光是脸庞，而是作为女性的那种表达，看得我和余男赞不绝口。真是有一种魔力。我当时就彻底坚定了，要把女性题材继续拍下去。

　　有人对我说，你对女人了解越多，你就越为她们心痛。女性让我感动的其实就是她内外比较统一，她的感情很难跟她的行为剥离开来。不像男性有时候可以有一部分游离出来，因为社会角色会告诉你有更宏大的事情，更伟大的事业呀，而女性会对男人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笑)女性比较感性，对事物和关系的反应往往能切中问题实质。我对女性充满敬意。

　　东方情结是一个陷阱

　　人物周刊：你多次强调说中国电影要走出东方情结，为什么这么说？

　　王全安：这次柏林电影节发完奖后，德国当地非常知名的一家电视台采访我。主持人问，“以前我喜欢看中国电影，是因为能看到不一样的人和事，感觉很神秘。但看《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我头一次没意识到这是一部中国电影，我完全被影片里的人物命运和情感所吸引。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我特感慨地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说特色了，因为特色在电影中不是最重要的，当我看到西方优秀作品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西方的电影，我一定是被它里边的情感所触动。

　　东方情结既是一个诱惑，也是一个陷阱。其实任何好的电影、好的导演都试图告诉别人，我是怎么回事，我的生活是怎么回事，还要告诉你我的趣味，而且要震撼你。这是有出息的态度。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只是后花园里的奇花异草，而不是前庭的参天大树。被视为另类，暗含的前提是我们是弱势，是被同情的对象。有人可能觉得这就很满足了，但我个人就觉得不舒服。长远地看，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不是老说独立电影吗，你不能光在国内独立呀，电影节也是一个强势的地方，面对这种强势，你的独立性哪儿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作品是有力量的，你就靠这个力量来赢得认可。不要走捷径，不要去制造同情。

　　电影节结束后，私底下，电影节主席的助理说了一番话，也特别耐人寻味，他说：“这个奖给你这部电影，也许可以让中国电影、中国导演更好地理解一件事情——以后好好拍电影就可以了，不要再想太多其他事情。只要电影本身好，我们电影节就会喜欢。”

　　电影节也会有政治元素，比如，它会说我关照了弱势艺术，这样说，说明它已经是在不平等地看待你，而且随时可以把你拿掉，再换一个。我已经看到太多这种运作。当电影节变得好像比电影都重要的时候，再这么弄下去，我是真的不喜欢拍电影这件事了。

　　在柏林，

　　一天接受40家电视台采访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和贾樟柯相继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表明第六代导演已全面接班，你怎么看？

　　王全安：我不这么认为，也不太愿意去想这个事情。获奖本身当然能造成一定影响，但我觉得(第六代导演)还需要更多的作品。艺术电影相对是个人表达的东西，第六代导演经过一定的沉淀，有了一定的爆发力，正是拍艺术电影的最好时候，才迎来了这样的一次集体爆发。

　　正好第五代导演已经更成熟了，成熟到都转化成拍商业片了。成熟就意味着有人爱看你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就具有了商业性，这也是正常的。

　　人物周刊：这次获奖对你以后的创作会有什么影响？

　　王全安：任何一个导演拿到金熊奖，都会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很多更大的、原来拍不了题材，现在可能就能拍了，因为最重要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都能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王全安：这次柏林电影节，有一天我接受了40家电视台的采访，十几分钟一个，6个小时后，我意识到，我原来的那个生活被改变了，这个时刻到来了，你要告别那段生活了。你知道你被人需要，因为你有价值了，你的价值被大家看见了。(笑)我坦然接受这一天的到来。它带给你一个信息，就是你不可能再过年轻的生活，你是一个成年人，权利和责任同时到来了，负担就同时到来了。我的老师曾说，真正自由的导演，应该是做500万左右的片子的导演。越大的片子，导演越不自由，因为你要完成的不是你的创作，而是一个大的经济运作，最高的利益不是导演的创作，而是成本回收这个问题。这就注定了大制作表面风光，而导演并不快乐，因为你不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了。小制作也不行，小制作也太寒酸了，就像街上要饭的，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笑)。

　　余男已经和我的电影成为一体

　　人物周刊：张艺谋和巩俐的合作，是一段佳话。余男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全安：1998年，我打算拍《月蚀》，回北京电影学院挑选女演员，当时余男是一年级学生，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老师吵架。老师是强势的，别的学生已经对老师表现出臣服，只有她还在那儿坚持，这种情况下她还能坚持表达她自己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保持了她的率真，而我看重的演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把最真实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老师知道我要挑演员，给我介绍了几个她认为比较灵光的学生。我让她把余男给我。她说这个有问题啊。我说我就要这个有问题的。

　　余男现在和我的电影已经成为了一体。她能够准确地传达我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任何一个拍自己电影的导演，都希望跟一群稳定的合作者一起工作，尤其是拍比较连贯的、有个人感受的电影。这种沟通越多才会越有深度、越默契。余男的表现蛮有出息的，很有野心，她是把表演当成有嚼头、有深度的事在做，一方面很单纯，另一方面很勇敢，真是后生可畏。

　　人物周刊：电影之外的余男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全安：我跟余男其实超越了一般模式的感情和关系，既有工作中的感情，也有个人感情在里边，兼顾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目前一直是这样，也很愉快。我觉得我们拥有一种像战友那样亲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