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后现代姨妈导演许鞍华

　　《外滩画报》

　　作为不多见的女导演，许鞍华赶上了香港电影的新浪潮，经历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又和香港电影一起走到没落。她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年逾60 之际，她拍出了一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文/ 张嫣 贺舒(实习)摄影/ 彭辉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下文简称《姨妈》)的结构很有意思，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段讲述刚到上海的少年和姨妈两代人间激烈的碰撞，整个色调为纯真可爱的白色；第二段讲述被许鞍华赋予很多“后现代”色彩的姨妈和来自广州的情场老手周润发之间一段剪不断、理不清的“姐弟恋”，色调为红色，充满诱惑、疯狂的意味；第三段中，被骗得两手空空的姨妈终于向这个时代投降，回到了老家东北，和女儿赵薇相依为命，整个色调为灰蓝色，落寞的感觉油然而生。

　　许鞍华的沉稳和编剧李樯的极端碰撞出了火花。许鞍华自嘲自己就是“姨妈”，直说李樯给她带来了“第二春”。穿着鞋带没系好的白色球鞋、抽着烟的许鞍华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一副香港姨妈导演的后现代模样。

　　B=《 外滩画报》

　　X= 许鞍华

　　我很“姨妈”

　　B：你说李樯给你带来了“第二春”？

　　X：我是先看了《孔雀》的剧本后才看的电影，我当时对他有点惊为天人，很想跟他合作。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第一反应都很相似，所以合作起来特别顺畅，而且他年轻，反应也比较极端，我喜欢他的极端思维，他会比我把发展方向推得更远更极致。

　　我看东西比较中立，尽管以前拍过警匪、惊悚片，外在的东西很激烈，但是内在还是很平稳。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能够更极端点，可能火花会多点、更激烈点。李樯就比较烈、比较狠，他更有时代感，但这些东西反而是我缺少的，他拓宽了我的思路，但是我们大致的方向却能保持一致。

　　B：你在这部电影中的突破是什么？

　　X：可以说是“进步”。作为导演，把剧本设想好的东西完成了，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好的剧本应该是不挑导演的，它不是要发表，不是个人的东西，是拍好一部电影的基石，为导演勾勒一个蓝图。就像盖一座楼，盖得还不错那说明这个图还不错。要说相互之间，我觉得通俗一点说就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因为成长不仅仅只是青少年的问题，不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要和时代一起成长。

　　B：现在的你来拍这样一部电影多少有点自传的意味？

　　X：我一直很关注一些边缘的人和弱势群体。女人就已经是弱势群体，老的女人就更是弱势群体，退休的人也是弱势群体。片中这个姨妈三个都有，所以她不仅是女性的代表，也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代表。我认为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是弱势，比如工酬、社会地位，还有其他很多就不去说了。其实我自己就很“姨妈”。我在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像主人公那样的心态，比如怕赶不上时代，怕自己老被人家轻视，还有骄傲不愿意服输。像姨妈那样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喜欢那你就潇洒一点，多亲近你喜欢的东西。

　　B：你说你很姨妈，那姨妈的性格和特点是什么？

　　X：又合时又不合时。她老是赶不上，就好像她唱歌总跟不上拍子，夹在两个拍子中间。最形象的就是别人说的“快半拍”、“慢半拍”。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精神气质我觉得都体现在整个氛围里头。

　　B：是不是刻意表现悲惨的人生？

　　X：我不是刻意去表现一个悲惨的人。其实所有人都有悲惨的一面、辛苦的一面，就算是李嘉诚也有(笑)，你去问所有的人，他都有很辛苦的地方，不管他有没有钱。

　　B：影片是要传达的观点是如何对待失败？

　　X：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生都成功。我觉得倒不如正视这个事实吧。很多励志的东西会让你赶快把不愉快的事情忘掉，可是你不能忽视掉你到医院去看看全都是病人。

　　B：为什么会想用周润发来演这个角色？

　　X：当时是找到周润发的经纪人，问他愿不愿意演一个不是主演、戏份不是很重的角色，另外就是不是好莱坞的那种大片，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结果他就说要先看一看剧本。他看过剧本一个礼拜内就答应了，因为很喜欢这个角色。周润发也演过一些喜剧，我觉得他这种演绎的感觉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是临场发挥、一次性的东西。当然这和李樯的剧本也有关系了，经过很严格的雕琢，且具有较强的思想深度，使他这个角色成为一个完整的、其实是夸张了的真实人物，而不是一个纯粹夸张搞笑的人物。

　　坚持是一种美德

　　B：香港女导演那么少，你怎么想到要入行的？

　　X：那时我在国外念书，我的老师说你老是写电影，你为什么不去学电影呢？于是我就去学了。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已经去世了，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他跟我说人生是个悲剧，我觉得很奇怪，他就跟我说，他给我的评价是，我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能力很强，做什么都可以做好的，但是我做事是为了拿第一名，而不是为了乐在其中。后来的30 年里，我都在证明他是错的。现在我真的感觉我在创作，而且乐在其中。

　　B：你做过胡金铨的助理，受他的影响大吗？

　　X：当时是我在英国的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胡金铨的，那时候他请我替他工作，我就在公司里打了3 个月的杂。他说3 个月之后让我做副导演，可是这话到了两三年后都没有实现。后来我去了电视台当编导，没想到他们也拍电影。

　　电视台拍那种16 毫米翻转片，我就在那个菲林组。先拍了一些警匪题材的蛮受欢迎的，然后就有公司来找我们。我现在很想拍人生的一种状态。对那种故事性戏剧性很强的东西兴趣慢慢没有那么大了。不一定是关于女性的，是关于人性的，以女性的视角去看。

　　B：你拍的电影从题材、结构到叙事方式都很不同，是害怕被定型吗？

　　X：我不能为了变而变，对于电影要有自己的设想，包括结构上、电影语言上、想法上都要有新意。这是最高的要求了，但是拍电影这么多年还是在用最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觉得那就很窝囊了。不过创新真的很难。你不变，观众会说你怎么不变化啊，老是那样的模式，可是你不一样了，观众会说你怎么不一样了。真的很难。

　　B：你后来的几部电影不那么纯文艺，是对市场的妥协吗？

　　X：我一直在妥协。拍之前就开始谈，然后主题也不一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比如主演我要选这个演员，可是老板要用另外一个人。这时就要妥协。我觉得这种讨价还价是健康的，我不觉得一个导演应该为所欲为，因为你一个人的眼界和考虑到的层面毕竟有限，可能你有没有想到和看到的。在小的地方妥协一下，对大家都好。

　　B：很多和你同期的新浪潮导演都没有再拍电影了？

　　X：有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和你不喜欢的东西很难解释的，你不喜欢就完了。你一定要找一个理由来证明你不喜欢这个东西是对的吗？也许你不喜欢是不对的，可是你不喜欢又有什么办法。喜欢就更加说不清楚了。可能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关系吧(笑)。

　　为什么老是回忆过去的时候就觉得以前非常好，现在非常差，我就觉得这种说法很奇怪。像现在你说很多导演销声匿迹，我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奇怪，这是个人的选择。有很多人觉得不想拍了，有的也许觉得不值得，有的找到了更好的东西做。不是说我做了一次导演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当导演又不是很光荣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坚持也不一定因为是很光荣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改不了行。老是有人问我你赶上了两三次“新浪潮”你觉不觉得很自豪，我不觉得噢(笑)，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了那么久。坚持是一种美德。

　　B：我知道你也有一段时间不拍电影了，为什么？

　　X：那时候是因为没钱(笑)。你不要认为我是那种很理想的人，每天都会要求自己很多，我觉得那样很没意思。我就想平静生活，想教书了就教书，觉得还是喜欢拍戏就回去拍戏，这样的。为什么坚持拍戏，就是喜欢吧，喜欢拍戏的气氛和感受。

　　B：你拍了张爱玲的《半生缘》，这次《姨妈》也是在上海拍，对上海很熟悉吗？

　　X：有外国记者问我为什么要拍上海？不陌生吗？我说一点都不陌生。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香港的北角，那里叫“小上海”。我好多同学都是上海人，那时候很多菜也是上海菜，像“四五六”、“三六九”、“满庭芳”都是原来在上海的名字。其实香港文化里有一些就是上海文化。我母亲做旗袍都是找的上海师傅，做头发也是说上海师傅剪得特别好。当然，拍了几部戏之后知道了上海真的很不一样，有很多面的东西。后来觉得真的要去拍上海很难的，因为每一个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都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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