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细节的力量

　　盛宣怀不光是上海的盛宣怀，他的事业和影响都是全国性的，上海理应为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

　　盛宣怀研究很不充分

　　盛宣怀是晚清民初重要的人物，研究一直不充分，这个问题应分两档来看。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上的人物评价限于固定的模式当中。不光是近代史，整个历史学都是这样。以当时的眼光看来，盛宣怀身上有几个东西是所谓的负面的符号。第一个，他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和他有重要的关系，他是革命的对象；第二，他是搞洋务运动的，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那时候本身有分歧，说是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对抗人民革命。第三，他做的很多事和外国人有关系，尤其是东南互保。从反帝反封建、反对保皇一系列角度来说，盛宣怀都是负面的符号。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年到“文革”期间，研究最多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其他的都比较少，整个史学大的形势就是如此。

　　第二个，资料没有整理出来。国外的学者研究这段历史还是重视盛宣怀的。他们的研究是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来的，洋务运动和上海是比较典型的事件和地区，洋务企业是比较典型的企业，由于档案没有整理出来，研究限于《愚斋存稿》等现成资料。

　　搞历史学的人都知道史料的重要。盛宣怀档案涉及到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企业，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宝藏。开发出来，很多题目都要重写。档案整理要有资金人力的投入，要有辅助的设施，上图从1970年代就开始整理，后来整理出8个专题的资料。从1975年到1977年，我20多岁，作为工农兵理论队伍去参加了整理。

　　细节的力量

　　改革开放打破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出现了大面积的突破。虽然“盛档”没有拿出来，但对洋务运动和重要任务的看法，凭已有的材料，已经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对义和团与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有了多种解释的体系和架构。

　　后来全国空前地整理和挖掘史料。从北京到上海，都在呼吁把“盛档”整理出来。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学进步的需要。盛宣怀不光是上海的盛宣怀，他的事业和影响都是全国性的，上海理应为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

　　“盛档”的整理引起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重视，和这批材料的价值有关。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整理出来之后，对近现代史学界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成绩。

　　我以前参加过整理工作，现在也在参加，因此可以讲得多一点。从中国落后挨打到慢慢进行自强新政也即洋务运动，这个过程中盛宣怀办了那么多企业，跟那么多人有交往，保留那么多档案，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近代史上名人很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很重要，但保留下来的档案不像“盛档”那么丰富。盛宣怀交往的人很多，三教九流都有，包含了很多历史的细节材料。

　　我们的历史常常看上去干巴巴的，缺少细节，“盛档”里很多细节都保留着。学者王韬是一个风流文人，比较穷，有钱到手就花掉了。他写信给盛宣怀说，我要刻书，可是没有钱，盛宣怀和他差不多算大同乡，就把他安排在洋务企业里，挂个名，领一份干薪。现在就可以看出，官僚掌控的洋务企业，为什么办不好，这个成本核算就是不对的嘛。这些东西正儿八经的资料里是没有的。王韬的信件我看过，盛宣怀给他500两银子，让他去刻书，没几个月，王韬又来信了，说这个银子，不好意思，被人家骗走了。被谁骗走了呢？一个跟王韬要好的妓女。所以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再跟盛宣怀要。但是朋友老是麻烦也是不对的，王韬和盛宣怀套近乎，帮他的忙，帮他物色一个女的作小妾，说这个人怎么样，照片怎么样，给盛宣怀看。成不成是一回事，王韬的意思是说，我不是白拿你的钱，我也是帮你的忙的。

　　看了这些材料，就知道文人与官场的生态。这些细节没有，就没有有个性的东西，历史就不生动。“盛档”里有大量这样的东西。常有什么人写信来，请他安排什么人，盛宣怀有的安排得了，有的安排不了，都有书信来往。这些人和盛宣怀本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安排是为了营建一个关系网——和现在的社会对照看，真是越看越像。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盛档”里面很多材料没有公布过，他的赈灾和办学资料，很多没有公布，或者公布很少。将来参照“盛档”，很多研究会有新的突破。

　　事非经过不知难

　　后人评过去的事情，说说容易，但把自己设想成当时的人，就会觉得很不容易。现在有人说李鸿章，

甲午战争的时候怎么那么笨，可是设想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上，把前因后果都考虑进去，就会知道，他不是笨。只说结果，不说过程，难免偏颇。看盛宣怀档案，看到一个洋务企业怎么一点点办起来，真不容易，真难。现在办企业，有过去的经验，有国外的经验，那时候什么经验都没有，从无到有，真是难。

　　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一把火烧掉了，让盛宣怀来从原址上重建。之所以烧掉是因为管理问题。这个企业属于官督商办，总办、帮办、会办都是政府指定的，政府在里面有股份。指定的人是很能干的，但是不擅管理企业。织布厂最重要的是防火，机器织布局的房顶上盖的是油毛毡，容易点燃，这是大忌；厂里是有救火设备的，也靠黄浦江，有水，但是救火设备没有人会用，只好看着大火烧。

　　这个厂办了很多年，也赚了钱，也添了设备，但这些插曲证明，设备现代化不难，但是人的现代化却很难。这个厂多年买了保险，到失火之前一年还买了，偏偏失火那一年觉得一年几万块的保险是白花的，没有买，结果就烧掉了，损失惨重。

　　我们常常批评洋务运动搞得不好，但是事非经过不知难，不到历史里面去，不能理解和深化历史的认识。我们固然知道，光有科技、光有机器是不行的，然而洋务运动选人也不是乱选的，选出来的人大多很精明能干，要有这样的例子才能知道，人的现代化是多么困难。-(记者 熊月之 陆幸生 汪伟)

　　盛氏家族上海地图

　　昔日寄信给盛宣怀，根本无需书写具体地址，只要大笔一挥“上海斜桥盛大老爷收”便可以了。

　　盛宣怀与上海有缘，他的一生有不少时间在上海度过，晚年更是定居上海直至逝世，而其所创办的几处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民族实业，绝大多数也都在上海。如今，历经沧桑的盛家老建筑有的依然完好，有的则早已消失无踪。

　　外滩9号，这座带着欧洲新古典风格的老洋房，现在几乎成了上海时尚的代名词。外滩9号和邻近的7号地块，前身是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的总部大楼。已被拆除的十六铺码头就是旗昌轮船公司修建的，当时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的太古、怡和3家外国轮船公司挤垮了中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几乎霸占了中国内地和沿海的航运。在李鸿章的策划下，中国第一家自主创办的近代机器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盛宣怀参与了策划和创建，并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相当于副董事长)，几年后成为督办(董事长)，全面掌管了这家中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旗昌轮船公司在竞争中落败，决定将公司整体出卖，退出中国市场。轮船招商局以220万两白银的价格整体买下了旗昌轮船公司，于是旗昌洋行大楼和金利源码头都归了轮船招商局。1901年，轮船招商局将外滩9号原来的旗昌洋行大楼拆除，盖起了现在的新楼，成为轮船招商局的总部。外滩9号为三层砖木结构，外观仿文艺复兴式，每层有明显的腰线，内部楼梯迂回曲折，木扶手上的雕花也十分精致。外滩7号楼则归了盛宣怀在1896年经手创办的中国电报总公司，当时称为“电报大楼”。

　　外滩6号是另一座与盛宣怀有着密切关系的老建筑。1897年5月，盛宣怀一手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行址就在今天的外滩6号，原来是一座有着东印度风格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1906年，原楼拆除重建，现存英国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楼就是那时新盖的，由英商玛礼逊洋行设计，称为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又名元芳大楼。

　　上海的交通大学是盛宣怀的又一份业绩。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成立于1896年。1895年8月，盛宣怀率先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即“北洋公学”)，不久之后又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这两座中国近代最早的工科大学体现了盛宣怀先进的教育思想。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办了一个“译书院”，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著作。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还保留着初创时的图书馆，这幢二层楼的老洋房，如今已成为交通大学历史陈列馆。

　　过去的盛府，位于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成都路一带。盛宣怀本人长期居住的一幢花园洋房就坐落于此，这里也是他最后辞世的地方。由于成都路边原本有条小河浜，河上的那座石桥既非东西走向，也非南北走向，因此

上海人也把这一带称为“斜桥”，和现在卢湾区陆家浜路附近的斜桥不是一回事。有了路牌后，盛公馆的地址是“静安寺路111号”。据学者薛理勇先生介绍，老公馆原来占地105亩，极为豪华阔绰。昔日寄信给盛宣怀，根本无需书写具体地址，只要大笔一挥“上海斜桥盛大老爷收”便可以了。

　　盛宣怀死后不久，原本豪阔的“斜桥盛府”却只保留下了花园洋房老宅一处，其余的地界均被盛氏后代拆建为里弄住宅出租，后来又陆续卖出。如今的吴江路

美食街一带，过去称为“斜桥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滑稽泰斗姚慕双、周柏春两家便居住在此，吴江路边上的上海电视台，原址上曾有美国人开的“斜桥总汇”(高级俱乐部)……这些地方，原来都只是盛宣怀府第的一角。而真正的盛公馆，由于数年前成都路高架的建设，如今也已荡然无存了。

　　如今长征医院的位置，过去正是被称之为“愚斋藏书楼”的盛宣怀私人档案馆。这幢位于“斜桥盛府”斜对面的楼房，曾经藏有大量盛宣怀亲自整理的档案、日记、书信与手稿。自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起，父子两代人便十分注重个人档案的整理与保存。盛宣怀是一个仔细认真的聪明人，每一封书信，每一笔钱款，每一次活动，事无大小均会记录在案，久而久之，这样大量的资料，加之许多珍贵的藏书，需要有一个妥善安置的地方。这个地方既要安全，又不能离自己居住的地方太远，于是盛宣怀便选择了离自家住宅不过百米的这个位置，建造自己的“愚斋藏书楼”。

　　有史学家认为，盛宣怀身后，由于其地位特殊，加之与当时北洋政府的诸多高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始终没有为难其后人。但是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会主席钮永建借盛氏子孙遗产纠纷案一事，提出清理和没收盛氏侵吞的公产。不仅收回了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更凭“遗产案”大捞一票。愚斋藏书楼也在查抄范围之内。没收的所有档案资料悉数存放于张元济、顾廷龙等先生创办的合众图书馆。

　　在盛公馆附近的成都路581号是广仁堂的旧址。广仁堂是盛宣怀创办的一家慈善机构，设有养病所、栖贫所、施粥所、停柩所、恤会、保婴会等机构，养病所常设义诊，每天有各科医生坐诊，上海著名的中医师陈莲舫曾经长期在广仁堂义诊，一段时期还是广仁堂诊所的主持医师。当然这种形式的义诊并不是医生个人的“义诊”，广仁堂免费向灾民穷人提供诊治施药，医生的出诊费用还是要由广仁堂来支付的。在广仁堂附近，是盛氏祠堂，那是重大家族事务的活动场所。1916年4月盛宣怀去世后，他的灵柩就长期停放在祠堂内。1917年11月18日，盛宣怀的灵柩移送苏州留园，送葬队伍途经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到外滩的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船，用船运往苏州，出殡队伍前后长达三里，看热闹的市民挤满了沿途的街道和商店，甚至电车公司也不得不布置停驶相关路段的车辆，是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在上海，还有一处名胜地与盛宣怀有关，那就是佛教名刹玉佛寺。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玉佛寺原来并不在现在所在的江宁路安远路上，而是在江湾。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盛宣怀的父母笃信佛教，1882年，普陀山慧根法师从缅甸求得五尊玉佛，运回国内，途经上海，盛宣怀父亲盛康请慧根法师留下了一坐一卧两座玉佛，盛宣怀拿出他在江湾的一块地皮，修建起了寺庙，把玉佛供奉在庙里，这就是玉佛寺的来源。1906年10月，江湾一带有土匪入寺抢劫，打伤了庙里的和尚，盛宣怀得知这个消息，马上给上海道台瑞瀓写了一份信，要求速查严办。瑞瀓不敢怠慢，马上派人调查，救治受伤和尚，还派兵把玉佛寺保护起来，并连夜回了信，报告事件的处理经过，可见玉佛寺在盛宣怀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重要。

　　辛亥革命期间，江湾的寺庙毁于兵火，只有玉佛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盛宣怀后来把他在麦根路(今淮安路)的住宅作为玉佛的临时供奉之处。1918年，盛宣怀已经去世，他的夫人庄夫人又捐出了安远路上的10多亩地皮，筹款重建，直到1928年才建成，这样才有了今天宏伟壮观的玉佛寺。

　　盛宣怀虽然是清朝的大臣，可是生活上已经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了。有一次李鸿章在上海宴请外国驻沪领事，请盛宣怀操办，盛宣怀开出一份菜单，十四道菜，四道点心，完全是中西结合的，中菜有清汤燕菜、红烧鱼翅、挂炉鸭子，西菜有冷冻鹅肝、蘑菇焖牛里脊、烧火鸡腿跟拌生菜。甚至点心也是中西合璧的，中式有汤面饺银丝面，西式有兰蒙(朗姆)酒冻。福州路山东路口那时有一家很有名的西菜馆，叫一品香番菜馆，是社会名流聚会的场所，盛宣怀也喜欢在那里宴请客人。-(记者 冯金牛 王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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