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走过60年

　　-罗丹尼

　　一位性感的比基尼明星，在1953年让戛纳电影节成为美丽的天鹅。过去60年间，这个全球最具魅力的电影节历尽了曲折。

　　戛纳电影节已经进入第60届，5月16日至27日，戛纳成为全球电影人聚会的乐园。

　　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于1946年9月20日，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断定它将会是自毁前程的怪物，还是可能变作白天鹅的丑小鸭。直到1953年，穿着比基尼泳装的性感女星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出现在这片蔚蓝海岸之上，戛纳电影节才真正建立起自己在电影节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有些暂时性的困难曾一度困扰早期的戛纳电影节：1939年，由于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德国入侵波兰和法国，以《钟楼怪人》作为开幕片的电影节因此流产了，一系列计划都搁置下来。1948年、1950年的电影节因为资金短缺而停办，在那几年中，组织者们仍然就电影节的最佳举办时间争论不休，先是将电影节从9月改到5月，后来又安排到2月。不过，考虑到5月的戛纳会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前来海滩拍照，当地的旅馆又可以接待夏季骤增的外地游客，最后决定在每年5月举办。

　　爆发于1968年、令人瞩目的法国群众运动“五月风暴”，使得“五月”在法国已成为罢工和骚乱的同义词。1968年5月10日，电影节放映《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拉开该届电影节的帷幕，藉以纪念在前一年去世的影星费雯丽(Vivien Leigh)。而在巴黎，这天却是危机重重的一夜，人们见证了学生和警察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3天后，法国电影家协会号召其成员加入到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中，反对独裁政府。5月18日，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克劳德·勒鲁什(Claude Lelouch)、路易·马勒(Louis Malle)、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召开记者招待会，突然宣布电影节将在一天后中止。

　　戛纳电影节的创办初衷，是为对抗由墨索里尼控制的、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工具——威尼斯电影节。1968年“五月风暴”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一年之后，戛纳电影节增加了“双周单元”，以展演那些参赛作品中反传统的、题材尖锐的影片，并为由法国记者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于1962年创办的国际影评人周提供参选作品。

　　现在，大约有来自全世界的4000多名记者来到戛纳，希望抢到某个电影明星的独家新闻。电影节标志性的形象依旧是海滩边上的性感尤物碧姬·芭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碧姬·芭铎那样幸运，拥有在阳光下属于自己的精彩一瞬。很少被人们想起的女演员西蒙妮·西尔瓦(Simone Silva)，就曾试图努力表现，超过芭铎，三年后却在伦敦一个旅馆里自杀身亡。作为初涉影坛的新人，为了让公众关注到自己，他们使尽浑身解数。黛安娜·道尔斯(Diana Dors)穿上貂皮比基尼泳衣；弗朗索瓦兹·德尔迪克(Fran?oise Deldick)在卡尔顿酒店裸胸骑马；萨沙·拜伦·科恩(Sacha Baron Cohen)以他独树一帜的“波拉特”式风格着装——一整块缠绕着肩膀的绿色男士皮带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

　　戛纳电影节发展历程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组织者的深厚资历。电影节的最高职位就是负责电影遴选的电影节主席，这个职位决定了电影节的原则和立场。在戛纳电影节风格形成初期，是由各国决定选送哪部电影参赛，于是，就戛纳电影节是否会倾向那些“铁幕国家”曾爆发激烈的讨论。电影节主席罗伯特·法伍尔·勒·布埃(Robert Favre le Bret)的影响长达43年，即使在莫里斯·贝西(Maurice Bessy)接替他担任这个最高职务以后的许多年，他的影响依然还在。吉尔·雅各布(Gilles Jacob)担任戛纳电影节主席一职长达25年，后将其工作交给蒂耶里·弗雷莫(Thierry Frémaux)，但他仍出席了最近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了今年的参赛作品。

　　这些年来，电影节在指引电影议程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使雅各布成为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弗雷莫现在也开始努力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戛纳电影节进一步拓宽眼界，决定从亚洲选择更多的影片。这项工作正日益变得艰巨，正如克里斯·达克(Chris Darke)和基隆·科利斯(Kieron Corless)在他们即将出版的“戛纳”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世界顶尖的电影节上，如果说电影节代表需要从参赛的500部作品单子里挑选20部，那么现在这个数字肯定超过了1500部。最终的挑选仿佛一项神秘进行的间谍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前，艺术指导们始终深藏不露。直到遴选结果最后公布前的几天，迈克·李(Mike Leigh)才获知，由他执导的《维拉·德雷克》(Vera Drake)一片十拿九稳将在戛纳电影节放映。

　　如果说1968年是对艺术独立性的一个重大打击，那么1983年则是资本主义为电影节套上镣铐枷锁的一年。伴随着特别建造的影节宫(Palais des Festival)的开放，戛纳电影节也发生了变化。这座昵称为“低碉堡”(Le Bunker)的建筑物使戛纳市场变成了每年买卖电影的最大交易场所。电影节现在也到处充斥着出售剧本的个人和代理商，正在放映的电影预告片以及未参赛的影片。不过，别搞错了，不管影片选段和对白多么诱人，市场仍是驱动电影演员设法在电影节上抛头露面的原动力。市场的发展确保了戛纳电影节在其竞争对手中保持着领先地位。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60年，谈论戛纳电影节的方方面面时，电影自身往往退居幕后。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项是金棕榈奖(the Palme d'Or)，据说，评委会通常会从参选作品中选择引发强烈反响和诸多争议的影片。似乎组织者们喜欢将奖项颁发给那些颇具争议、颠覆常规的影片。 1989年，斯派克·李(Spike Lee)对评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将金棕榈奖授予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性，谎言，录像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而不是自己的《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大惑不解，声称：“我要把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名字刻在自己路易斯威尔牌(Louisville Slugger [baseball bat])的棒球棍上！”评委会的意愿与这样的期待恰好相反，他们选择由达登兄弟(the Dardenne brothers)和布鲁诺·杜蒙达(Bruno Dumonts)导演的影片而不是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宣布获奖名单时，大部分人都难以置信的摇着头，但很快的，几乎没有人能够记起，在什么时间、什么人得了奖。

　　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最高奖项会颁给颇具纪念意义的影片。2004年，评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将金棕榈奖颁发给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华氏911》，人们普遍认为，这部影片试图对即将在当年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施加影响。追溯到1961年，最高奖项被授予路易斯·布努艾尔(Luis Bunuel)的《比里迪亚娜》(Viridiana)，梵蒂冈因此就这部电影中的种种触犯表示对西班牙政府提出交涉。西班牙在戛纳电影节的代表团被政府草草解散，西班牙的媒体也被勒令提及这部影片。一年多前，当影片《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在意大利米兰首映时，导演费德里·克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遭遇激烈的批评和抨击，而戛纳电影节却用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对意大利人的这种态度竖起一根中指。

　　戛纳可以成就、也可以毁掉一部电影。也许在它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放映就是未完成的作品《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这是戛纳首次放映未完成的作品，影片描写了影片诞生过程中的种种幕后问题。人们并不是聚集在伟大作品的周围大声称赞，相反的，世界正期待着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执导《教父》(the Godfather)以后影片中的失败；去年在戛纳电影节上最被看好的作品是理查德·凯利(Richard Kelly)的《南方传奇》(Southland Tales)，这也是他继其执导的《死亡幻觉》(Donnie Darko)后的第二部电影。可是最后，这部影片却惨败而归，据说凯利花费了过去的整整一年时间重新剪辑影片。60年间，戛纳打造出充满魅力的动人形象，然而，它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地方。不过，这也正是电影节巨大魔力之所在。

　　译自英国《独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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