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手记：导演的蜕变

　　尽管适逢六十华诞，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还是有些闷。在戛纳，看新人旧人在自己的影子下挣扎和蜕变，反而成了最有意思的事情。

　　文/曾进

　　在戛纳看电影的好处是，你会看到各种复杂的元素混合在一起，新人、旧人，还有更多有成就的老人，都在寻求出路。每一个导演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挣扎。年轻的导演努力参赛，努力让人在戛纳知道他们的名字；得胜的导演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大，他们经营了20多年，甚至40年，才找到自己的电影风格与语言，可是过不了多久,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就要重新去寻求蜕变的可能性，摆脱自己的窠臼，这真是难上加难。

　　同时，在号称艺术电影大教堂的戛纳，好莱坞和商业电影的影子无处不在。参赛电影《我们拥有今夜》是一部翻版《教父》，很多人看了以后喝倒彩，没有人知道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被选进来。

　　法国电影《情歌》和《老情妇》也是乏善可陈，没有多少新意。前者是典型的法国爱情喜剧电影，后者就是一个俗套的浓烈的情爱故事。导演凯特琳·布蕾亚是法国著名的“情色女导演”，她自己演出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经典情色片《巴黎最后的探戈》，19岁就出版过情色小说。而今年的参赛电影，情色不足，庸俗有余，可以简化为一个漂亮巴黎男人与他的西班牙红玫瑰和法国白玫瑰的故事。

　　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一个个名导演电影中流露出的苦闷。王家卫的新片被好几家法国媒体打了一个“苦脸”。电影节最后一天，我拿起当地的《地铁》报，一个记者总结今年的看片心得时，毫不客气把《蓝莓之夜》批评为自己看到的最糟糕的电影。当我看到这个评价时，有种难言的“老年人的忧伤”。

　　昆汀的电影放映时，所有人都为之鼓掌，中途和科恩兄弟的电影一样，笑场不断，这是一部能给你快乐的电影，他庸俗地把1970年代的一切海报、笑话、大众文化、游戏暴力等元素拼贴到一起。电影最后，三个女人拿着棍子等武器暴打一个欺负她们的恶棍。昆汀说这是一种纯粹邪恶的快乐。这种邪恶的快乐是我们在《低俗小说》里体会过，在周星驰的大部分电影里也咀嚼过的滋味。但这种滋味却让一个在法国住了很多年的中国朋友非常不喜欢，她说自己基本上把这部电影打入垃圾电影的行列。我能感觉到她无法从这种荒谬的邪恶中体会到任何有价值的快乐，但奇怪的是，我认识的几个大陆来的电影记者，也跟我一样乐歪了嘴。对市井的、粗俗的快乐，我们已经被教化出亲切感了。这就像法国人习惯了电影里有裸体和性爱一样。如果有人说昆汀没有进步，我觉得是假的，如果你说他是重复《低俗小说》的风格，我觉得这是真的。

　　另一件遗憾的事是俄罗斯导演索克洛夫的《亚历山大》没拿到任何奖项，导演本人也没有到戛纳。这是今年我最感亲近的电影，故事简单，画面简洁。选了一个临死老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的战争。老年女人不停在画面上自言自语，那种孤独中渗透的力量，让你胆战心惊。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如此缓慢。一个艺术家要花多长时间来发现自己，又要花多长时间来摆脱自己？这次看到匈牙利大师贝拉塔尔的《伦敦来的男人》。电影中途，长镜头不动，人物在鬼魅的灯光下孤独无语，不断行走，无数观众在此时退场。没有人为这部著名的害死制片人的文艺电影加分。拍摄接近3年，中途3次缺乏资金，电影演员几次要离开，但仍然完成了电影。凭这一点就足以赢得世人的尊敬。鲁迅不是说，最欣赏的人是能坚持跑完终点的最后一名参赛选手吗？采访贝拉塔尔时，问他为什么始终用黑白胶片，他说自己不习惯看彩色电影，因为世界在镜头下的色彩太虚假了。《伦敦来的男人》始终在讲一个将犯错误的铁路工人的内心，大家都看得到贝拉塔尔的焦虑。他满脸通红，醉酒一般，头发稀少花白，跟我在大街上认识的乞丐没有区别，还没有他们快乐。他的声音很小，颤颤巍巍，几乎听不见，而他的手很温暖有力，伸手一握，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在戛纳，看见满大街大胸、翘屁股、长腿的外国美女，当你看到LV包包、晚礼服、沙滩、阳光、宴会、海鲜时，当你看到黑暗中密集的杰作和世界心灵向自己汹涌而来时，我们要学得老实点，收腹、挺胸，慢慢让自己优雅、成熟、健全、宽容一点。

　　有人说在戛纳，你会看到很多好导演，他们一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最初的三部曲。之后10年，他就在不停摇摆，他们时而想做自己，时而想忘掉自己，他们在不停制作小板凳。因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去向哪里。我们不停离开，又回来，我们时而自大，时而沮丧不已？只要能做到诚实，能承认自己的小板凳有缺陷，就算一个了不起的人了。喜欢贝拉塔尔，因为他的倔强，因为他制造的光和影，因为他拖沓的时间和冷峻的空间；喜欢库斯图里卡歇斯底里的狂欢气质、他浓密的乱发；喜欢朱利安·施纳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