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电影让我感到生命尚存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今年五月，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中，导演王兵的纪录片《和凤鸣》作了特别展映。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她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漫长历程。

　　法国《电影手册》对此评价颇高。学者钱理群对该片也有着莫大赞许：“如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学者崔卫平也表示，影片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远在此之前，王兵已经因为他的《铁西区》享誉甚高，几乎囊括了世界纪录片的最高奖。

　　《和凤鸣》

　　我见过两个王兵。一个是劳碌奔波着的导演王兵。这几年他早已习惯如此，和所有人交流，碰头，剪辑，上字幕，甚至，修理电脑。最近，又因为艾未未的卡塞尔艺术节的《童话》计划，和黄文海记录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现状。非常具体，非常深入，细致到了肌肤和纹理。他固然喜欢帕索里尼，塔尔科夫斯基，法斯宾德、戈达尔、大岛渚，以及他们赋予电影的梦幻气息，可是生活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都只是繁琐的事务，他都必须亲力亲为。

　　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生活艰辛，我活得比较现实，缺乏妩媚的性格”。童年的王兵，还在农村放羊和打架，那是他最擅长的。直到14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到了城里顶替父亲的公职，一个人生活，给家里人寄钱，供姐姐上大学。

　　这一个王兵，少年老成，看起来坚强、独立，沉默，克制。而另一个则是内心拥有无限诗意的王兵。

　　“面对你的拍摄对象，你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和冲击，而不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能感觉到时间，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加缪说：诞生到这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惟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

　　或许可以这样阐释王兵影片的价值：在轻狂浮躁的商业年代，他所记录的人，无论现实如何残酷，冰冷，依然卑微地，诚恳地，热烈地活着，这其间蕴涵着怜悯，信任和温暖。这恰恰是人类存在的价值。

　　人物周刊：和凤鸣老人曾经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我的1957》，你如何想到去拍这样的电影？

　　王兵：拍完《铁西区》之后，一直想做新的电影，但一直也没去做。创作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有时比较犹豫，有时又比较肯定，一直在反复。有很多题材去做，很多的理由去做任何一个题材，也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理由不想做。

　　《铁西区》做的时间比较长，一方面从题材和结构上都比较完整，我对事物的审视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是到达了一个极限。所以我对第二个片子一直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去拍。

　　我和这些老年人，70、80来岁的这些人有不少交往，我一直想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人物周刊：有些人试图把你的作品，放入历史的架构去解读，而作为创作者，你的初衷关心的是历史，还是他们的内心？

　　王兵：我还是更关注他们内心的问题，真实的情感比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

　　老一代中国人在经历了不这么几十年之后，内心里总有很多话不愿意说给另外的人听。当你慢慢接近这些人之后，你发现，他们有特别多的话想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人物周刊：你用光线来解决内心的问题。整个片子随着叙事的推进，光线越来越暗。

　　王兵：我认识她很长时间了，对她的生活也比较了解，大部分时候我会让她自行叙述，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到她往后的所有经历。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打断。

　　我等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去她家。把光锁定后，随着谈话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她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

　　等天全黑了，我们才全部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的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人物周刊：亮了灯后你看到老人的感情是什么样子？

　　王兵：我觉得她内心始终很平静。她始终不激动，这些平静让我对她产生了敬意。

　　《铁西区》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 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导演黄文海说：“当时，所有独立作者拍的东西都在揭露另一个不知道。中国还有底层人、残疾人、妓女、乞丐，还有穷山恶水、荒漠的土地，而非祖国大好河山一片红，人人都积极向上。 其后的纪录片作者们大多沿续着这条路，直到王兵的《铁西区》，在《工厂》4小时的叙述中，作者对语言的自觉是明显的，比之前的揭露性作品，增多了作者的气息，现实纪录作品终于打上了深深的作者烙印。”

　　人物周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评价 《铁西区》，像透纳的油画。虽然好评很多，你的片子却不大众。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但是却给电影发展提供了电影语言实验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中国因为电影文化和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如人意。只有两者达到平衡，电影才能够健康发展。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的电影语言？

　　王兵：从电影语言上，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野来创作时，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我觉得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的，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多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是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至沓来的问题都和创作毫无关系。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很渺茫。未来的十年也会很快过去的。那时我们就已经老了，再过十年我们进入老年，人的创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人物周刊：你如何考虑创作中的道德感？

　　王兵：我们的道德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大声地)我们都是传统的人，我们没有现代人，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人，那么他错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他们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每个人都很累，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没有什么疑惧了。

　　人物周刊：电影是你的梦想吗？

　　王兵：是内心的需要。它能够让你感到自己生命尚存。

　　记者手记：让我们感动于生命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是一旦开始进入，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

　　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这是年轻时期的王兵，倔强又单纯。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空虚，负担。

　　他的一生中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他黯淡的青春发放出罕见的光彩，从而生命具备了重量。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野心控制着光影，却远远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在中国纪录片史上的重要。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斑驳的记忆也即将更新，那300盘的资料磁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收藏而渐渐遗失，我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能会持续性地保持缄默。

　　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当时，在现场，在将来，而所有的人都在表象中活着，用卑微粗野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害怕。

　　王兵默默注视这一切，他不害怕。多少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艺术家的王兵无所畏惧。冰天雪地里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轨，缓慢而阴郁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艳粉街的少年追逐女孩子，要给女孩子买花。那就是一场关于青春的剧本，没有经过排演，没有经过美化，那样卑微，平凡，生命在戏谑中消耗了，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什么？

　　那架无声的摄像机，一直忠实地跟在人后。一双沉默的眼睛，它注视着这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王兵保持了严格的沉默。18个月，坚持着沉默，坚持着，注视。

　　让我们感动于生命。它的卑微、琐碎、麻木和恳切。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无中生有的忧伤，不知所以的尊严，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铁西区，工业文明的废墟，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它是一个庞大的寓言，一个不可回避的谶语。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曾经活在一种虚幻的全民热情中的社会主人翁，在让出自己的位置，让出所有的青春和对生活的期待。铁西区是他们曾经的襁褓，可是这个世上将不再有这样大的襁褓。

　　我们依然要感谢这群人：这群坚持做着纪录片的人，坚持着见证和反思。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我们的生活，大步奔向前。脚步太快了，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目光炯炯。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忠实的，重复着琐碎事务的记录员。

　　他们这样诚恳，沉默，和虚浮的世界对峙。他们如此年轻和衰老，天真和沧桑，心中充满轻灵的梦想，他们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拒绝虚饰，虚幻，虚伪。向往光明，却执意留在黯淡的时光机器中。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2002年，影片《铁西区》获得“葡萄牙里斯本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03年，《铁西区》获得“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04年，《铁西区》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奖。

　　2006年2月10日，王兵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07年5月，影片《和凤鸣》在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中作特别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