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借用《时代》周刊

　　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吴佩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溥仪……为线索，为契机，大量参照外国人的回忆录和文献，进入民国史，解读民国史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李辉最近得了南方都市报 “华语传媒文学盛典”2006年年度散文家大奖。方家鉴定说，他“很独特”地“梳理”了历史。“梳理”这个词用多了，总觉得历史就是大姑娘的辫子。听说摄影记者要来拍照，李辉甚至开起了玩笑：要不要我梳了头才照啊？他长年累月“梳理”历史，导致头发有些稀少，快要达到“聪明绝顶”的境界了。

　　李辉得奖，是因为2006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系列历史随笔“封面中国”——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吴佩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溥仪……为线索，为契机，大量参照外国人的回忆录和文献，进入民国史，解读民国史。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是关于1923—1946年的中国。

　　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为线索，从外国记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是不是有些讨巧呢？李辉肯定地说，当然讨巧。他认为，这恰恰是他的聪明，他的独家发明。在广州领完奖，刚刚降落到北京的李辉有些疲惫，开着玩笑自诩说：全国叫“李辉”的人一共有115850个，只有一个李辉，用了这个方法。

　　从“人物”的角度切入现代史，李辉认为这是他的“个人史”。他要学太史公之臧否人物，又要以《光荣与梦想》——一本曾经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关1930-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著作——为榜样，欲走入“历史深处”，欲以“细节”还原历史，还要进行“反思”，“文学性与新闻性相结合”，有此雄心，李辉难免步步为营，如履薄冰。幸亏他勤奋，埋头故纸堆——旁人若挑剔说他是在故纸堆里“挑挑拣拣”，他全无芥蒂：“我在资料方面下功夫下得足。”

　　李辉喜欢搜集旧刊和各类档案，从这里他看到的是历史的隐痛和人情的变故。“这20多年来所做的，主要还是填补历史细节的工作，包括写的书，主编的书，像日记丛书、书信丛书、回忆录丛书等等，大部分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补充。”与他写“封面中国”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为了写这些历史专栏，这几年他“中午一般都不休息，晚上和周末也大多用来写作”。买了各种关于民国史、外交史的辞典，花了大量时间在历史资料的搜集和阅读上，还时常请教董鼎山、杨宪益、黄苗子等老先生。

　　借用《时代》周刊，写自己的历史

　　有评论家认为，李辉是“平正之人”。而李辉所采取的叙述方式和视角，也有“平正”、从容的风格。他说，“封面中国”的故事的讲述，应该从《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开始，此人与中国民国史渊源颇深。

　　1897年7月，卢斯的父亲、传教士路思义自愿到中国传教。他与怀孕的新婚夫人从美国出发，取道日本，坐船至上海，转至芝罘(烟台)，登陆后乘轿子前往登州，次年4月，新妇产得一子——这个生在中国的孩子，日后成为美国媒体帝国的最早缔造者之一，《时代》的创始人，同时还是《生活》、《财富》、《体育画报》等名刊的拥有者。

　　卢斯3岁时，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14岁时，辛亥革命爆发。李辉因此认为，早年的记忆使卢斯在今后的媒体生涯中，“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并且一度深入地介入中国事务”。卢斯在政治上倾向蒋介石、宋美龄，反对日本占领中国，并且反对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新闻人，他很早就敏感地认识到毛泽东和红军的重要性。

　　“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李辉说。《时代》周刊封面恰恰记录了那些“新闻制造者”。

　　1924年，直奉军阀正在交战，北洋军阀吴佩孚成为了《时代》封面人物的第一个中国人。1927年蒋介石首次出现在封面……1934年溥仪出现，“满洲国”成立……毛泽东于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意味着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六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摘自李辉《〈时代〉问世与中国的渊源》)

　　从“抄卡片”开始

　　李辉从小喜欢看报纸。“那时很多人家都是用报纸糊墙、贴顶棚，那些旧报纸成了我阅读的对象。随父母到别人家里做客，我就爬到人家床上看贴在墙上的报纸。”

　　1977年，李辉还在湖北随县一个工厂子弟学校里当语文老师，“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在工地上办墙报，写歌词，写演出脚本，工地上办小报……”

　　那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李辉为了参加高考，和父亲发生了争执。父亲不希望他离家太远。“而我从小就喜欢看世界地图，看参考消息，喜欢看到很远的地方。”

　　他是1977年湖北考上复旦的两个大学生之一。1978年春节刚过，带着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一本绿色封皮的《世界地图册》，李辉出了平生第一趟远门，从湖北乘火车，在郑州转车，到了上海。

　　李辉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做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工作。“我和同学陈思和开始做巴金年谱的搜集、研究和编辑，为期3年。”这些“抄卡片”的工作，为他日后写作系列传记和随笔积累了充裕的资料。“开始是写《萧乾传》，1988年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接下来写《沈从文与丁玲》，然后就是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问。”《和老人聊天》一书，是李辉和中国文坛最著名的长者冰心、夏衍、沈从文、巴金、萧乾、卞之琳、黄苗子、贾植芳、丁聪、王元化、汪曾祺交谈的结集，他的记录工作，在一些老人逝世后，越发显得珍贵。

　　一条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的通讯

　　1982年大学毕业，李辉到了《北京晚报》，成为中国最早的“娱乐记者”。他所在的文体组曾因率先支持流行歌曲，声援李谷一、苏小明、朱明瑛等一度受到非议的歌手，成功举办了首届“新星音乐会”而名声大震。那时他看了无数场电影和演出，可谓夜夜笙歌。威猛乐队首次来华演出，帕瓦罗蒂带着他的著名的小手帕到北京演唱，李辉拿到了他们的签名。

　　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每当有重要消息需要向《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提供，李辉都是在东单的报社写完稿子，然后骑着摩托车赶到西单电报大楼，用电报发稿。

　　这一年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上，胡风被增补为文联委员，李辉想发表一篇胡风的特写。他首先想到的是思想上比较开放的《羊城晚报》。

　　夜里写完稿件，李辉照例骑着铃木50赶到电报大楼。“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篇千字特写。一页电报纸大约只有四五十个字，这封电报我足足抄了半个多小时，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

　　“你对争议性人物如胡风等，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记者问。

　　“我是带着尽量客观、理性和节制的态度。胡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带着冤屈，带着悲愤，但我不能简单地弄成‘文革’之后为受害者鸣冤叫屈，还是应该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把知识分子本身的矛盾性客观地描述出来。

　　“实际上胡风前辈对我不满意，认为我写周扬写得太好了，对舒芜‘手下留情’了。知识分子还是有派别，有宗派的，他们那一代人怕被写成宗派。可是我觉得这没关系。可怕的是宗派之间的打压。但是把这个问题只归结到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善和恶。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机制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