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艺术家与上海

　　为刘海粟作画的石井柏亭

　　石井柏亭（1882－1958年），原名满吉，日本著名的西洋画家。善油画、水彩画，亦长于日本画，用笔简洁明快，色调清淡，具有独自的写实风格。1913年创立日本水彩画会。曾多次游历欧美各国。1919年4月，石井柏亭赴欧洲考察后访问了上海，受到上海美术界的注目。

　　石井原本就是一位热衷宣传民众艺术的画家。一天，他应邀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做客，遇见了该校的创办者刘海粟。石井柏亭发现学生们正在轮流做模特，让其他同学进行油画写生。他也发现学生们的素描功底虽然不够，但可以看出中国青年不断升温的学习西洋画的热情。就是在这种热情的感染下，他即兴作了《刘先生与他的学生》的速写。

　　这是一张笔者在国内未曾见过的速写。画面上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个人就是刘海粟，在一旁扣着顶乌毡帽的年轻人则是他的学生。画中刘海粟的目光直视，而他的学生却怯生生地转开眼睛。前者的老成与后者的矜持相对比，使人仿佛回到了那个作画的时刻。

　　那个温暖四月的中旬，石井柏亭来到淡水路丽水坊拜访有“中国通”之称的日本民俗史研究者井上红梅。井上红梅原本住在繁杂的福州路，因欢喜淡水路一带的清静，便移居来此，住到一家裁缝店的二楼。当时他正在编辑《支那风俗》一书，写字台上放着创刊不久的上海综合性小报《晶报》，上面刊有漫画家沈伯尘的插图和欧阳予倩的《枯树》。

　　欧阳予倩也住在淡水路。石井柏亭成了那里的熟客后，欧阳予倩的一位姓冯的英语家庭教师，向他介绍上海画家张聿光。张聿光是中国报纸漫画的先驱者，曾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校长。他与石井柏亭见面后，用英语问了许多有关水彩画的问题，并邀请其参观图画美术学校。于是就有了石井柏亭和刘海粟的那次见面。

　　随即，刘海粟以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邀请他作讲演，石井柏亭欣然应允。4月23日，石井柏亭在江苏教育会对学生们作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学画》的演讲。刘海粟在石井演讲前致词说：我们多次想请专家作有关为什么要改良美术的讲演，但一直没有机会。今幸逢石井先生途经上海，才得此良机。

　　石井柏亭曾对刘海粟说：“大战后世界各民族最大的一种觉悟，就是懂得极力从事发扬艺术。”他还告知同年10月日本将举行“帝国美术院第一次画展”。听了这番话，刘海粟不觉“悠然神往”，决定以日本作为考察世界美术的出发点。

　　赴日考察回国后，刘海粟即把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改名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并修改学则，设中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等6科，还洋洋洒洒地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

　　横光利一的上海观感

　　“在我见识过的都市当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与伦敦相匹敌的大都市了。”这是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1898-1947年）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观感。

　　横光利一，出生于日本福岛县北会津郡，1916年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因病休学。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日轮》。1924年，与川端康成等14人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的领袖人物。新感觉派的特点是通过感觉，以暗示和象征来表示世界，采用新奇的文体和语言。1928年横光利一访问上海，并滞留了约一个月。介绍横光利一到上海的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芥川曾于1921年3月至7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到上海和中国北方访问，同年8月17日至9月12日，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作为中国观感之一的《上海游记》。在他的笔下，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忙碌与北方的“大陆性”宁静形成明显的差别。1927年，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自杀前，他对横光利一说，“你一定要去见识见识上海”。第二年，横光利一带着对芥川龙之介的怀念和“想了解悲惨的亚洲”的愿望，来到了上海。上海给他最初的感觉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银子上流动着的。这一感觉极富有感性，满街都是挂有‘钱庄’招牌的货币兑换所，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上海》是横光利一以1925年“五卅事件”为背景、殖民地都市上海为舞台而创作的长篇小说。1928年11月至1931年1月，小说先以《澡堂与银行》、《足与正义》、《垃圾的疑问》等题在《改造》杂志连载，1932年11月由改造社出版单行本。在小说《上海》中，横光利一描写了五光十色的殖民地都市社会，日本人、土耳其浴室按摩女、中国富人和纺织工人、白俄妓女、德国、美国商人，以及在日本纺织工厂发生的群众性罢工运动等，通过混乱和激动的时代，描绘了在上海登场的各种殖民角色，企图揭示“东方与西方”的矛盾。据横光利一自述，他写《上海》的部分动机，是因为当时法国作家马尔罗（1901－1976年）以同一时期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征服者》、《王家大道》，在西方名噪一时，他写《上海》是为了与之相抗衡。1936年，横光利一作为《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赴欧洲采访，途经上海。2月24日，他刚到上海的那天，就赶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与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1885-1952年）、内山完造和鲁迅会面。鲁迅很热情地接受山本实彦的邀请，与横光利一等人到新亚饭店吃饭。没想到同年10月，鲁迅就因病逝世了。

　　静安寺附近的外国人墓地，是横光利一在上海时经常散步的地方。在高大、苍郁的悬铃木下面，竖立着一大片在上海逝世的外国人的墓碑，1937年9月，横光利一在《改造》杂志发表《静安寺的碑文》，他认为：“国籍各异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一奇怪的场所与各自的首都争富斗豪；他们属于无声的这么一群人，一旦归国，唯恐丢掉各种各样的饭碗，与其如此，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威，在这儿跷着腿抖抖威风。”

　　特别令他惊异的是，第一次来上海时，他看到的白俄几乎都沦为乞丐和卖淫的，但仅仅过了几年，他们就“已在法租界的一角建起了堂皇的街市”。

　　象征派诗人金子光晴

　　金子光晴，1895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1912年4月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文科，1915年2月退学。4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8月退学。9月入庆应大学文学部预科，不久又因病退学。1919年出版处女诗集《赤土之家》。1923年，因刊行诗集《金龟子》而声名大振，成为日本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24年9月与森三千代结婚。

　　1926年3月，金子光晴和森三千代第一次到上海旅行，滞留了一个月左右。他们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今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建于20世纪初，以“吉庆有余”之意命名。弄内有三层楼房14幢、二层石库门房屋172幢。金子夫妇居住的是有晒台的二层石库门房屋，晒台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晒台上的粗砺的油漆斑驳的墙壁与蔚蓝色的天空之间，其色彩的相交实在令人撩起一阵浪漫的感觉。”“余庆坊的晒台，常常就在这样的白昼，承受着使得自吴淞溯黄浦江而上的粗布做的船帆和红色的巨帆猎猎作响的最上层的气流，将自己的整个面貌展露在世界上。”

　　当时内山书店还设在四川北路的魏盛里，由于经常举办文化讲座和文艺漫谈会，吸引了许多中国新文化的活动者。1926年1月，日本唯美派文学作家谷崎润一郎来上海，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活跃在上海的中国著名作家、诗人、画家。他自己也成为内山书店的常客。晚上，中日两国的文化人经常在店内进行圆桌的会话，素斋料理是内山完造对客人的特别招待。

　　金子光晴住宿的余庆坊就在内山书店的对面，谷崎润一郎热情地介绍他与内山完造相识。4月22日下午5时，内山介绍金子光晴与在上海的中日文化人会面。参加聚会的有田汉、画家陈抱一、漫画家丰子恺、教授方光焘、戏剧家欧阳予倩和在上海的谷崎润一郎、杉木勇（高野山的僧人）、获原贞雄（横滨正金银行）、村田孜郎（《大阪每日新闻》支部长）等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陈抱一将自家庭院种植的紫藤花作为礼物送给内山完造。内山将紫藤花插满花瓶，放在白布铺设的桌子上，美丽的花朵带来一片春光。

　　由于那天参加聚会的中国文化人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金子光晴觉得这与日本人之间的聚会没有什么差别，唯一不同的是在欢谈期间充满了中国式的礼让和亲睦，心情一直轻松愉快。金子光晴对以前写过新诗、现在是剧作家，又在经营电影公司的田汉印象很深：“这是一位瘦削的、有点神经质的、情感的变化犹如内心风起云动似的一直处于不安中的人，刚才还在说着什么，一下子顿住不说了，你以为他沉默不语时，他却像是对刚才的话陷入了沉思。”“他对电影制作的态度很认真，话题一涉及电影，他的瘦削的双颊就会因自信和抱负而泛起红潮。”

　　那天，内山招待大家的是中国素斋，料理是从素斋店“供养斋”定制的。

　　素斋的料理，“看上去其模样完全像是肉做的，但材料却都是素菜，做出来的形状有的像燕窝，有的像鸡蛋、鸭子、桂鱼、虾仁等等”，“清鲜爽口，感觉很好”。金子光晴说，“中国人的待人处世与法国人非常相似。恰如以对待珍贵器皿的恭谨和谦和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的心灵一样”。

　　1928年3月，第二次访问上海的金子光晴经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鲁迅。4月2日，郁达夫在“陶乐春”酒家请客，金子光晴与鲁迅夫妇、内山完造等人参加。

　　同年末，金子与妻子的感情发生了危机，为了要妻子离开她的情人，金子光晴许诺带她到巴黎旅行。而为了筹集去巴黎的旅费，他和夫人又来上海，滞留约4个月。据《鲁迅日记》记载，金子光晴夫妇在上海频频地与鲁迅等中国文化人会面。如1929年1月26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陶乐春”酒家设宴，金子光晴夫妇、林语堂夫妇、鲁迅夫妇及日本小说家前田河广一郎、日本画家秋田义一等10人出席。3月31日，鲁迅和柔石等人参观金子光晴的浮世绘展览会，为了成全金子夫妇的巴黎之行，鲁迅特意花20元买了金子光晴的两枚浮世绘作品。

　　摘自《寻访东洋人》陈祖恩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