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埃德蒙·威尔逊：美国文人

　　他们通常从文学的审美批评旁溢到社会批评，高超的审美能力使他们的社会批评有一种奇特的柔软的魅力，而宽广的社会批评视野又使他们的文学批评别具一种纯粹的学院派批评家所不具备的粗犷奔放的力量。

　　凌越 撰文

　　美国文人传统

　　我最初对埃德蒙·威尔逊发生兴趣是大约十年前，在朋友处得到一本印数极少的《西方现代诗论》，里面收有威尔逊成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的第一章《象征主义》，虽然只有短短几页，但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位值得阅读全集的作家。但是和威尔逊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不同，中国的翻译界对他却一直颇为冷漠。1993年威尔逊论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文学的名著《爱国者之血》作为他的首部中文译著被介绍到中国，可是很不幸，作为“美国文学史论译丛”的一种，它的风头完全被《伊甸园之门》和《流放者归来》盖过，后两部著作甚至夸张地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小资读物——两部书书名起得太好了，一望而知的叛逆和流浪的气质使它们在不求甚解的小资读者中迅速流行。但是这些年来，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篇中国人写的《爱国者之血》的书评，甚至没见到有人提到过它。今年初李欧梵教授将威尔逊早期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作为他主持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的一种出版，而这也仅仅是这位美国大批评家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著作。所幸，台湾出版界和大陆出版界有着迥然不同的嗅觉，早在1977年台湾志文出版社就曾出版过威尔逊的《文学评论精选》，2000年台湾麦田出版社又出版了威尔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的名著《到芬兰车站》。有这四本书，威尔逊的形象在中文世界总算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简言之，威尔逊是一位典型的美国文人，是美国文人传统中重要的一环。文人在许多时候可不是褒义词，尤其它的前缀是“中国”的时候。中国文人“优雅”地赏玩一切的虚假姿态，令人深恶痛绝，他们留恋在物的所谓的客观世界里，而内心的热情正悄悄地稀释以至于麻木，最后只留下空洞的自恋的呓语。中国文人实质上是以表面的姿态掩盖内心的怯懦，他们通常是出世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并不露痕迹地成为强权的同谋。而美国文人传统则迥异于中国文人，他们多半以美国繁荣的报刊为阵地，以流畅优美的文笔迅速对文化文学的各个方面展开犀利的批评，他们涉猎极广、眼光独到，而且从不掉书袋。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从文学的审美批评旁溢到社会批评，高超的审美能力使他们的社会批评有一种奇特的柔软的魅力，而宽广的社会批评视野又使他们的文学批评别具一种纯粹的学院派批评家所不具备的粗犷奔放的力量。在威尔逊之前，美国文人的代表正是威尔逊年轻时极为推崇的门肯，“他是现代美国，他的知识、他的才智、他的趣味的开化意识的化身，认识到现代美国的风俗和心智的粗俗，而且是在惊恐和懊恼之中发出的呐喊。”威尔逊当年对于门肯的评价今天看来就像是在评价他自己。而当威尔逊在另一处推崇门肯是爱伦·坡以来“我国最伟大的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物”(门肯多年供职于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杂志《时髦圈子》)，威尔逊分明想到了自己，因为那时他正是《新共和》杂志的副主编。在威尔逊之后美国文人的代表我以为是已经驰誉中国知识界的苏珊·桑塔格，她在晚年以充满道德热情的评论为她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极高的声誉。他们都是激进的左派，极具批判性同时对审美极为敏感，而且对于学院派批评有一种自觉的警醒。他们都不是学院中人，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和他们主动的选择有关。

　　威尔逊的渊源：法郎士和马克思

　　威尔逊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和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是同学，曾给予菲茨杰拉德最初的激励和批评，可是自从离开普林斯顿以后，威尔逊没有再回到学校。1920年以后，威尔逊开始他的记者生涯，先后在《名利场》(1920-1921)、《新共和》(1926-1931)、《纽约客》(1944-1948)和《纽约书评》任编辑。威尔逊憎恶被人称为评论家，而是强调自己是文学记者，这不仅和他的任职经历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奢侈地谈论形式的炫学的学院派批评风尚不以为然。和威尔逊同时期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正是“阵容强大”的新批评，威尔逊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对抗强大的新批评。我们可以从新批评主将韦勒克对威尔逊不乏醋意的评价中反证出这一点。在韦勒克的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鉴于威尔逊巨大的影响力，韦勒克不得不给他专章的篇幅，并且开首便承认：“在美国他是(确切说曾经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会批评家。”请注意括弧里的插入语，微妙地反映出这位老学究对于威尔逊复杂的态度，然后他又不惜篇幅，抱怨“威尔逊从未详细探讨过任何一位新批评人物。”其实这再正常不过，威尔逊感兴趣的只是社会和文学，这里的文学当然只是指小说、诗歌和戏剧，他报道和评判许多国家的作品和作者，而关于“批评的批评”威尔逊通常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新批评对于文本的过分关注，以及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威尔逊显然是不会认同的。威尔逊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坛上少见的“老派人物”，他的思想其实深深扎根于19世纪的人文传统中，他是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法国19世纪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法郎士则是他的另一个偶像。在《到芬兰车站》的序言里他曾经写道：“我最近重读法郎士的《当代历史》一书合成一册的新版本，我觉得比第一次初读时更加喜欢，书中所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真实写照。”在书中，他又对法郎士的社会理想被后继的象征主义者所摈弃而感到痛惜：“法郎士在政治上的兴趣及社会意识，到了他们手里也都一概不见了。象征主义者相信社会孤立，甚至连一点改造社会的幻想都没有了。”而在早《到芬兰车站》十年出版的《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威尔逊的语气要强烈得多，他严厉指责瓦莱里在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礼上对于自己的前任法郎士的诋毁。威尔逊显然颇为赞同法郎士放下文学后对于政治的涉足，而对瓦莱里远离政治、扮演疏离的智者的形象则大为不屑。最后他总结道：“法郎士那一代的力量，来自于对社会事物的广泛知识，对人类富有同情的兴趣，与民意的直接接触，以及通过文学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事实上，这正是威尔逊为自己设计的道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三十年代他会丢开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文学批评，转而去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对于马克思，威尔逊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他花费数年心血写成的巨著《到芬兰车站》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细致的观察和辨析。总体而言，威尔逊深为感动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当时的工业化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人品、奉献精神和道德热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中威尔逊也已知道“在培养人们的理想以及以后在渲染他们的文学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势力确实起到的作用超过多数人乐意承认的程度”，但对于两大关键性马克思主义学说剩余价值和辩证法却不那么信服。这种矛盾的态度在他描述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的关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威尔逊当然首先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人，但他在维护文学自身的尊严上也毫不含糊，他曾说过：“带着驾驶轰炸机的印象去追求文学事业是毫无意义的。”在著名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他先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卢那查尔斯基等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论述，来阐明保持文学自由的重要性，而后则激烈批评试图把文学降格为宣传工具的倾向：“这种做法最终不得不败坏精神生活的每一个部门，直到严肃的人，有人情的人和有眼光的人都只能沉默无言(假如他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和当时许多文人一样，是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股市暴跌促成了威尔逊的左倾，但是苏联历次大清洗使他震惊，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这一转变颇具代表性，也是人性在这位社会和文学的双重洞察者身上生动的体现。

　　威尔逊有着浓重的19世纪思想渊源，但作为文人，他必得通过文章说话，他的那些富有洞见的思想当然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词语达成的。在晚年威尔逊写过一篇《英语问题》的文章，批评英语写作水准整体性的滑坡，他甚至以他特有的直率批评杜威的文章“那才叫一塌糊涂”，顺便威尔逊也带出自己文风最初的缔造者——他的父亲，“他(指威尔逊父亲)的语言总有那么一种掷地有声的清脆感。”后来韦勒克从侧面证实了这种影响：“不过作为大众批评家他(指威尔逊)却主宰了二十世纪中叶，那种掷地有声是任何新批评派人物所无法比拟的。”在我看来，威尔逊的文风是我喜欢的两位美国大批评家艾略特和庞德的混合体。艾略特缜密的语法和逻辑性，以及庞德热情、果断、甚至有点鲁莽的文风，奇妙地交织在威尔逊的文章中，让人颇有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奥登名篇《论阅读》里的名言——不要评论劣书，因为有损人品云云——现在中国颇有市场，成为中国批评家只写吹捧文章的最好借口。可是威尔逊没有这样的禁忌，他在推崇某些作家的同时，从不掩饰自己的负面意见，比如他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对于艾略特和瓦莱里的尖锐批评极具眼光，而且也可以见出威尔逊坦荡的胸襟。

　　报刊批评的杰作

　　作为文人，威尔逊的兴趣极为驳杂，除了《到芬兰车站》，他还写有报道1929年席卷全美股灾的《美国人的恐慌》(1932)，《死海古籍：1947-1969》(1955)，《向易洛魁族印第安人致歉》(1959)，以及《啊，加拿大：一个美国人论加拿大文化的笔记》(1965)。威尔逊为杂志撰写的影响巨大的文学评论主要收在《三重思想家》、《伤与弓》、《经典作品与商业作品》等三部书中，而他最早的批评性著作《阿克瑟尔的城堡》则是充分展示威尔逊文学批评能力的著作，这部作品和威尔逊大多数评论发表在大众杂志上一样，最早是在《新共和》杂志上连载的。

　　这是一部试图概括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思潮的书，评论了当时引起广泛争议的几位作家——叶芝、瓦莱里、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依斯和斯泰因。威尔逊敏锐地发现他们共同的来源是象征主义诗歌运动，这在当时来说是极具眼光的。要知道《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年出版的时候，这几位作家的影响力和现在比有天壤之别，据说不少普林斯顿大学1927年的文科毕业生当时都不知道普鲁斯特、乔伊斯为何人。除了普鲁斯特，几位所评作家依然健在而且正处在他们的创作高峰期，甚至像乔依斯的《芬尼根守灵夜》，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尚未写出，而对于“当代”作品的判断是最困难也是最考验一个批评家胆识的，如今这几位作家经典的地位早已坚如磐石，而给他们的宝座打上最初的铆钉的正是《阿克瑟尔的城堡》。当然，斯泰因稍逊一筹，但是威尔逊给她的篇幅也相应最小(只有十二页)，而且对其的评价也最为严厉。

　　第一章《象征主义》，概述了象征主义的缘起以及与浪漫主义的复杂关系，“坡通过坚持培植浪漫主义的某些方面，成功地把浪漫主义转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在这一章末尾，威尔逊坦率指出：“战后文学的优点与缺点都很自然地源自象征主义诗人，并且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窥见端倪。”随后则是对具体作家的评论，开头三位便是二十世纪初的三位大诗人——叶芝、瓦莱里和艾略特。我不知道韦勒克凭什么贬低威尔逊的诗歌批评能力？是因为他始终不屑采用新批评的方法(细读、张力、反讽、含混论)解读诗歌？在我看来，威尔逊同样是精通诗歌的批评家，而且他很善于将诗人的传记资料恰切地融入他的文章之中，如同戴维·洛奇对他的评论一样，威尔逊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凭经验写的描述性的文学史”。最精彩的是对艾略特的评论，他先是考察了两位早逝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科比埃尔和拉弗格对于艾略特的重要影响，“艾略特几乎是在逐句模仿拉弗格的不规则格律”；随后则展开对于《荒原》的精辟评价：“现代大城市中可怕的阴郁气氛，就是《荒原》之所在······数以百万计的无名者正在进行着索然无味的办公室例行公事，在不间断的操劳中把灵魂磨蚀净尽却无从享受任何对他们有益的报酬——人们的享乐是那样龌龊和脆弱，以至于比他们的痛苦更形哀伤。”这些为以后数十年的《荒原》评论定下了基调。威尔逊对于两位小说家普鲁斯特和乔依斯的评论则最为评论界所激赏。在这两章，威尔逊展示了他超人的“细读”能力，当然不是像新批评那样牵强附会地寻找意义，而是像一个耐心的农人抽丝剥茧般拆解开作家有意无意设置的文学迷局。在威尔逊细致的笔触下，《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这两部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晦涩的作品渐渐显露它们的原形：“乔依斯紧抓住他的客观世界，不容有失，他的作品坚实地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

　　我很高兴在书的最后一章看到了兰波，因为那是我多年来一直热爱的诗人。“另一个象征主义的先行者与英雄人物(指兰波)，却是既与世界对抗又能存活下去的——虽然他并非以诗人的名义存活，但他的整个事业生涯展现出了一种戏剧性的光芒。”威尔逊详尽地描写了兰波的生活状况，语调中毫不掩饰对于他的欣赏，“这个生命感动了我们。”威尔逊对于兰波的偏爱其实不难理解，尽管他承认象征主义打破了旧有的机械化规条，令想象更有弹性和自由，但是威尔逊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对遗世独立的象征主义者的态度总是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问，而兰波勇猛的诗篇和处世态度显然更能引起威尔逊的共鸣：“兰波的人生似乎比他同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令人满意，比那些后来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为理想，因为他们只是终日留在家中创作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早在写作《阿克瑟尔的城堡》的时候，一种面向世界的冲动就已在威尔逊的胸中激荡，一种介入社会、批判社会的态度已然成形，日后他逐渐成长为“首席社会批评家”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