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意志与历史意志

　　BY 罗 岗

　　1929年，海德格尔在他的教授任职演讲中预告了与“科学”的危机相伴随的“大学”的危机：“科学领域分崩离析。处理各自对象的方式迥然不同。各种律令在分崩瓦解中纷然杂陈，如今只靠大学和系这种技术组织把它们拢在一起，并通过给专业设置实践目的的方式实现其意义。相反，科学的根脉在其本质的基础中已经死亡。”(《什么是形而上学》)但他在将“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加以“危机化”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大学“自我主张”的构想。四年后，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就是追求其本质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们将德国大学视为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追求德国大学的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一方面让科学直面其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

　　尽管这篇演讲涉及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复杂关系，但当时另一位可以说与他持不同政见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看到这篇演讲以后，马上给海德格尔写信，称赞他“直归早期希腊的伟大气魄，使我被一种新的同时也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触动……基于这个原因，您的谈话具有一种更值得信赖的实质内容。”虽然有人批评雅斯贝斯写这封信有“耍手腕”的嫌疑，但就对“大学理念”的理解而言，他和海德格尔还是有颇多相通之处，很容易认同海德格尔对大学“危机”的诊断。雅斯贝斯发现 “教育”、“军队”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即“大学”、“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极端而具体的表现——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和谐，虽然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对于德国民族的未来来说，教育比军队更为重要，因为不成功的教育管理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直要影响几十年”，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冲突日益加剧的世界格局强化了“军队”的重要性：“此刻的亲在则完全系于在一个以武力相威胁的世界里被保护的程度如何，因此政治家、议会和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军队上，而不重视教育制度”；另一方面，急功近利的“选票政治”同样抵消了“教育”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社会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投票，不惜一切给所有组织的国民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而对整个教育制度的关注却退到后台。”(雅斯贝斯：《什么是教育》)于是，“国家”必然具有了超越“教育”的优先性。而为了抵抗这种优先性，雅斯贝斯在《大学之理念》中再次重申“大学的自我主张”，强调“大学”应该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使命：“大学自然是服务于实际目的的机构，但它实现这些目的是靠着一种特殊精神的努力，这种精神一开始的时候是超越于这些实际目的的，它这样做只是为了以后以更大的清晰度、更大的力度、更冷静的态度重返回到这些目的中。”其实用另一种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方式，表达出与当年海德格尔类似的“大学理念”：大学的根本在于对“科学意志”和“历史意志”的追求。

　　前几年围绕着“北大教改”，关于“华人大学理念”引起了诸多争议，可以看作是一种中国恢复“大学自我主张”的可贵努力。所谓“华人大学的理念”——按照甘阳的解释——指的是：“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中国大学要避免成为“附庸藩属”——不仅仅是西方大学，也包括“市场”与“国家”——就必须具备自己的“意志”和自我的“主张”：在“科学”的意义上，它是科技的自主创新；在“历史”的意义上，它是文化认同的创造。

　　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在一个民族“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