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费尔南多-特鲁巴

　　我一辈子没有工作过，一直在享受

　　费尔南多?特鲁巴是又一位“懒惰”的导演，好多年才拍一部电影，更多的精力用于美景、美食和美女；但或许正因为如此热爱生活，他的作品里洋溢着西班牙电影所特有的热情、幽默和生命力的张扬，而这也使得他的《四千金的情人》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文/张嫣 图/小武

　　西班牙导演费尔南多?特鲁巴的作品中，最为中国观众熟悉的是《四千金的情人》，不仅因为片中美丽的佩内洛普?克鲁兹，还因为这部电影打败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场多年前的竞争，当然没有影响陈凯歌和特鲁巴分别成为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和副主席。

　　这位

幽默机智的导演，总是用一种自由而乐观的态度看待电影里的真实和谎言，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让电影激情四溢。6月21日，费尔南多?特鲁巴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B=外滩画报

　　T=费尔南多?特鲁巴我喜欢拍过去的事情

　　B：你在来上海之前，就拍过一部关于这座城市的电影了。

　　T：我的电影叫《上海魅影》，但全是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取的景。我拍的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港口是在巴塞罗那拍的，做了一些布景和模型，包括海关大楼、外滩，通通都是在摄影棚里完成的，但电影不正是讲述真实和谎言吗？

　　B：电影的真实和谎言，你是怎么理解的？

　　T：不同类型的电影，和真实的距离也不同。纪录片离真实可能近一点，但不是说科幻片里的幻想就完全在叙述谎言。我本人对反映现代生活的电影有种不信任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在这样的电影里被呈现出来，比如出租车、手机和电视等等，这些生活中必有的物件会让我产生不信任的感觉。我更喜欢拍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这样的电影有更大的空间，不必拘泥于现实。远离现实社会的电影，反而可以使人类基本层面的东西显得更为清晰。

　　B：你的《54街传奇》是一部关于拉丁爵士的纪录片，为什么拍这部电影？

　　T：我是想告诉观众，人的激情可以完全通过爵士乐表达出来。对我来说，能够拍摄这部电影是一种幸福。在拍摄这部电影前，我有个顽皮的想法。我找来所有我喜欢的爵士音乐人，并不时地想，我未免也太幸福了吧，甚至担心老天会给我惩罚，突然会有一道雷电劈到我。我每天都和我最喜欢的音乐人在纽约的摄影棚里，用6个35毫米的摄像机捕捉他们的影像和音乐，真是莫大的幸福。我和美国的导演不同，他们一旦有一部电影出名了，得到了好的票房，就会想着去拍摄续集，做同一个类型在商业上更为成功的电影。我恰恰相反，总想在商业成功后做一些新的尝试，拍实验性的电影。《54街传奇》就是完全实验性的电影，用它来挑战自己。

　　B：你的确用了一些实验性的影像，比如服装和背景色的反差，人好像在空气中 移动。

　　T：你说的应该就是关于Ttio Puente的那个部分。Ttio Puente被称为“曼波舞之王”，是很著名的拉丁爵士鼓手，拍摄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我让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后面的背景也是白色的，看起来只有脸在移动。拍完我的电影，他就去世了，后来有人评论他在我的电影里看上去就像在空气中一样，似乎我有这样的预感才这样来拍，其实这只是巧合而已。

　　B：文德斯也拍摄了关于福斯蒂诺?奥拉马斯等人的纪录片《乐士浮生录》，你对这部纪录片怎么看？

　　T：我和文德斯的出发点不一样，他拍摄《乐士浮生录》的基础是，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已经是世人都知晓的古巴音乐人，他的“

　　Buena Vista SocialClub”在全球已经有上百万的销量。我则更愿意把那些只有少数人知道的音乐推向世界。

　　我爱一切被禁止的东西

　　B：当年《四千金的情人》赢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这次电影节你们有没有提起“前仇往事”？

　　T：作为评委，我们交流过很多专业上的意见，但从来没有提起《四千金的情人》和《霸王别姬》之间的所谓竞争。因为在艺术上，没有竞争或者谁比谁更好的概念。而且，得奖的电影未必就比不得奖的好，比如去年奥斯卡获奖影片中，我认为《阳光小美女》比较好，可是它也没有得到大奖。艺术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一场竞赛，不是跑步，谁跑得最快就是胜利。历史上有很多商业上失败但最终成为经典的电影，同样也有一时大获成功最终却不再被人提起的电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拍漂亮的电影，拍那些进入人的心灵深处，可以在别人记忆深处占有一个小位置的电影。我们都有那些经历，从小到大，总有些影像和你的回忆混杂在一起，在记忆的空间里占据着一席之地，挥之不去。任何美好的艺术，不管是电影、音乐还是马蒂斯的画，只要在你记忆中留下空间就是成功的作品。奖项上的成功只是世故。

　　B：你不喜欢竞争？

　　T：我对人类历史上有竞争的文化都带有仇恨的态度。我一生有两个坚定不移的原则：一是享受愉悦感，二是不服从。我经历过西班牙独裁统治的那段时期，令人愉悦的东西都被禁止了，所以我爱一切被禁止的东西，并且从来不服从别人的命令，包括我父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道德感，只是我自己对道德的规定和别人不同。人生苦短，人生来就该追求幸福，为自己的幸福而斗争，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碍我们。所以我没有宗教信仰、政治偏好或者其他一切偏见。我只相信两件事情，就是生存和死亡。

　　B：你在《卢米埃尔和四十大导》中执导的短片是一个逃兵和自由的故事。

　　T：以前西班牙有义务兵役制，每个人都必须当兵。这个年轻人是个逃兵，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每个人都是逃兵，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战争，都是统治阶级让别人去死，我想对他们说，要死你们自己去死吧。什么是自由？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把你从床上拉起来让你去行军，而你不理，继续睡觉—这就是自由。我还很崇敬一个人，他是马克思的女婿。他有一套叫做“懒惰的权利”的理论，我很赞同他。世人一直认为人应该劳动，应该勤奋，而我觉得人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就是要懒惰。很幸运，我一辈子没有工作过，我一直在享受，拍电影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享受。

　　B：你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

　　T：对，我朋友前一段时间也问我，你在搞什么呀，三年也不拍电影，太懒惰了吧！其实我在来上海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和一个西班牙的新导演讨论他的电影《星星底下》，我是他的制片人。我一直在写剧本、做唱片和担任制作人。除此之外，我还打算拍一部给大人看的动画片，讲的是40年代的古巴音乐人的爱情故事，歌手和鼓手之间的浪漫爱情。能做这些事情我都非常高兴，去各个国家拍电影，吃好吃的，和不同的朋友一起，有真心对你的朋友，这个很重要。

　　世界该让女人来掌控

　　B：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班牙年轻导演的势头很猛，你自己最看好哪个导演？

　　T：现在西班牙电影的整体环境很好，甚至制定相关的法律来支持年轻导演拍摄电影。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导演都有天分，电影都好看，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总会有优秀的电影人冒出来。我最看好的一个导演，是比我小15岁的弟弟，他比我聪明，4岁的时候就会嘲笑大人。我是他4部电影的制片人，当然也有很多制片人要找他合作，我也对他说，你要和别人合作就去吧，不用顾及哥哥，但他跟我说，我和你合作很好，干吗管其他人怎么说(笑)。

　　B：西班牙有很多女性导演。

　　T：现在在西班牙大臣里有一半是女性，副首相也是女性；在大学里，女生的数量也超过男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很可能会由女性来掌控。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多年来都由男人来掌控，而且他们做得都不怎么样。我想女人来管理这个世界，至少不会比男人做得更糟。男性往往强调攻击性和动物性，这些就是灾难发生的原因。而女人的职责是管理家庭和教育孩子，如果把这些经验用于管理国家，让人们保持对话和交流，那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

　　B：你为什么经常和佩内洛普?克鲁兹这样的美女合作？

　　T：我觉得电影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让观众感受到美感，美丽的女演员总是让人从内在和外在都感到美。小时候我看着大银幕上美丽的女演员，觉得电影真是件奇妙的事情。中国也有很多美丽的女演员，比如巩俐、张曼玉和章子怡，在电影院里你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美，正如同你去罗浮宫看《蒙娜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