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我是一个幸运儿

　　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一定要说幸运的话，我想那是因为自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人，每当我走到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就会伸出手来帮助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实。

　　许多媒体在报道我的经历时，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自豪地说：“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那一年，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这句话，也许我这个年龄不够招生条件的8岁小孩儿就与中央音乐学院擦肩而过了。

　　实际上，作为当事人的我，有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上音乐学院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直到1996年，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是我在美国留学的第七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音乐周”。因为我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家，所以北京主办方把宣传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他们请来了我的父亲，让他谈谈我的音乐经历、我小时候的故事。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讲了很多我的事情，并且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

　　2003年9月，我回国演出时，听说音乐界的老前辈李凌（现已去世）身体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当时，李老已经90岁高龄了。他那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跟我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他那里，我才揭开了当年我被破格录取的谜底。

　　原来，父亲那年带我来北京时，先是找到了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人之一，是音乐界的元老。他在听过我的演奏后非常喜爱，立即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还有几个教授叫来，一起听我拉琴。我当时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大家都认为非常好，说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学习。可是李凌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应该直接留在北京学习。但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也刚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现在接收入学困难很大。

　　李凌只好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后来据说邓小平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来电话，询问如何解决我学习和生活的问题。邓小平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小平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尽可能地给他创造条件。有一次甚至说，邓小平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来照顾，这个保姆费由他来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华社的“内参”上，曾详细刊登了邓小平关于“8岁娃娃”的详情。他当时的那番话是对美籍华人、著名记者王浩先生讲的，邓小平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了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应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当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邓小平的谈话，无疑表明了他重视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新华社就此事发了“内参”。从这短短的一段消息中，许多音乐界的人士感觉到音乐人才的春天真的来到了。而我便成了最早沐浴这和煦春风的幸运儿。

　　就这样，八岁的我告别了青岛的家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我才隐隐觉得自己有点儿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以往中央音乐学院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录取学生，而我当时才一年级，每天上文化课要自己一个人去北京实验二小，我的周围都是比自己大的同学，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看起来，我比起同龄孩子是有些特殊，也挺孤独的。但我骨子里就是个乐天派，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音乐之外的东西比较迟钝。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迟钝”是个缺点。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在中央音乐学院里专心致志地跟着王振山老师学习小提琴，11岁时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到他在英国为天才儿童创办的音乐学校学习；1987年，在我17岁时夺得第34届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成为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的东方第一人。还是因为我的“迟钝”吧，当我在1989年转赴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时，面对种种困难，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甘愿忍受从事小提琴专业的清贫与孤独，一心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有意思的是，从我1978年到1989年在音乐学院学习的10多年里，就连知道内情的王振山老师都好像跟我父亲商量好了似的，他俩谁都没跟我讲起我进音乐学院的这段特殊历史。我为此曾经询问过他们，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让我从小感到特殊，感到与众不同。

　　我从没想到，我的经历会跟一位领袖有关系。所以，我第一次听说此事后的感受像是听了一个传奇故事，当我慢慢冷静下来，才感觉自己真的很幸运。

　　也是在这次音乐周上，我见到了来听我音乐会的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其实，我那时一直有个念头，想找机会向毛毛表达一下我内心对她父亲邓小平的感激之情，却总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没想到，在我认识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邓小平就去世了。当我在美国从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消息后，一时间，震惊、难过、自责、遗憾……一齐涌上心头，我连忙给毛毛发了一个唁电，表达了我无尽的悲伤和永远的感谢。

　　多年来，我曾多次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演出，我相信邓小平一定听过我的演奏。也许他已不记得当年他曾提到过的这个“8岁娃娃”，因为受到邓小平关注和提携的何止一个“8岁娃娃”、一个吕思清！不过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在天有灵的话，一定能够感知到吕思清这份迟到的、永久的谢意。

　　常常有美国朋友从中国旅游返回，大家都会惊讶于中国发展之神速，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谈到邓小平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在中国，是邓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荣——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华人的共同骄傲。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师恩如父的王振山老师

　　在我的三位老师里，如果说梅纽因给了我艺术上的思维和音乐家的风范，那迪蕾则提升了我对音乐的品味，让我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而王振山老师则练就了我能够自如驾驭小提琴的过硬技术，并且帮助我养成受益终生的好的学习观念和练习习惯。如果把我的小提琴生涯比喻成一座正在建设的高塔的话，那么王老师一定是那个帮我修建塔基的人。

　　我跟王老师前前后后一共学了八年，这八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王老师是吉林长春人，生长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从小就对音乐情有独钟，15岁时王老师就被吉林省歌舞团招去专攻小提琴。1955年被公派去匈牙利巴托克音乐专科学校及李斯特音乐学院留学，八年后回国，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至今在音乐教育事业上已经辛勤耕耘了43年。

　　王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典型的俄罗斯学派，严格又极有计划，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那时候学生们都很怕他，因为他的脾气特别大。

　　我刚入校的时候，学校经常安排我参加一些演出活动。那时我长得白白胖胖，大眼睛，特别爱笑又很活泼，是个挺可爱的小男孩儿，所以每次拉完曲子，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王老师就经常给我敲警钟说：“现在有人给你鼓掌，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小孩儿可爱，如果你不好好练琴，等你长大了琴艺却没有长进，那时候就不会有人给你鼓掌了！”

　　王老师对付我有三招。他那时候差不多带十三四个学生，每个星期给每个学生单独授课两次，其余时间就让学生自己练习。王老师看我太小，怕我贪玩儿管不住自己，于是就想出个办法，把我安排在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储藏室里练琴，让在隔壁播音室里播音的师哥孔朝辉专门监督我，只要我的琴声一停，师哥就会马上跑过来，边敲门边喊：“练琴，练琴，不许偷懒！”

　　拧耳朵，是王老师对付我的第二招。王老师有一双非常敏锐的耳朵，每当我有哪个音拉不准的时候，我的耳朵就会遭殃。有一次，母亲到学校来看我，刚好我那天有个音又没拉准，王老师当着母亲的面照“惩”不误。

　　王老师的第三招，就是攻心术。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上课时我拉一个曲子，他很不满意，跟我讲：“今天不准看电视，好好练这首曲子！”那会儿，学校的电视房只有周末才开放，所以我当时觉得“不许看电视”简直是天大的处罚。我练了一会儿，刚好有个老师从门外经过，说：“吕思清，周末了还练什么琴，休息休息，看电视去吧！”我就像得了一纸“特赦令”，收好琴就去看电视了。王老师知道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不好好练琴，如果让你奶奶知道一定会伤心的。”奶奶可是最疼我的人，我怎么能让她伤心呢，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王老师的这招，用在我身上非常有效。

　　我在英国的三年，在音乐的修养、与乐队的配合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演奏技巧方面却比较欠缺。1984年我回国后，王老师准确地看到了我的欠缺，针对我的情况制订了一套专门训练办法，使我的演奏技术有了突飞猛进。那时，王老师对我的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每次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尽力了，可王老师还是不满意。他全力以赴一星期给我上三天课，密切关注我的练琴状态，请专家们提意见……

　　1987年，我在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奖赛获得第一名。我回国在文化部的汇报会上发言说：“我8岁来到中央音乐学院，王老师就一直带着我。我的每一点成绩，都凝结着老师的心血。”这是我对王老师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

　　师恩如父，这些年来，王老师在我身上倾注的心血绝不亚于父母对孩子的付出，我想我惟一能回报他的就是在音乐的道路上永远向前走。

　　摘自《往事如乐》吕思清自述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版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