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另一个本来就是性情中人的胡风

　　他在赞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时候，曾用了“唯人主义”这一概念，胡风一生所追求所坚守的，不正是这种“唯人主义”吗？这本书里就渗透着这种对人的关怀、热爱和尊重。这是一种爱人如己的普世情怀，一种平等博爱的精神。

　　《胡风家书》

　　晓风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定价：35元

　　姜弘 撰文

　　他在赞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时候，曾用了“唯人主义”这一概念，胡风一生所追求所坚守的，不正是这种“唯人主义”吗？这本书里就渗透着这种对人的关怀、热爱和尊重。这是一种爱人如己的普世情怀，一种平等博爱的精神。

　　胡风本来就是性情中人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脑子里同时在想：何止是一个胡风，这本书还可以让我们认识另外许多人，像冯雪峰、萧军、聂绀弩，乃至胡乔木、周恩来和毛泽东。当然，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胡风本人。在上世纪后半期，胡风是个家喻户晓的反革命头目；后来平反了，人们才知道他不但不是反革命，倒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杰出的文艺批评家。风云变幻数十年，伴随胡风一生的，是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批判，他自己的批评文字也一向以严酷著称。这一切，似乎都很难与“情”字连在一起——我说的是那种饱含着爱和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爱情、亲情、友情。大概很少人知道，胡风竟然是一个如此多情的人，对妻子、对子女、对朋友，有着那样真挚、浓烈、细腻的感情；这样一个宁折不弯的强项人物，一向以严厉著称的批评家，心里竟然有那么多的柔情，对所爱的人那样关切爱护，体贴入微。其实，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胡风本来就是个性情中人。

　　他的这种多情，源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追求，因而有着深刻的理性内容。这就是五四精神，文学革命的精神，那种“辟人荒”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人的生命和人的价值的珍视，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后来他在赞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时候，曾用了“唯人主义”这一概念，胡风一生所追求所坚守的，不正是这种“唯人主义”吗？这本书里就渗透着这种对人的关怀、热爱和尊重。这是一种爱人如己的普世情怀，一种平等博爱的精神。五四初期的文学作品里大都有这种思想，正是在这里，显示出胡风是一个真正的五四型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而这，也正是他致祸的根源。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胡风一步步走向灾难的轨迹，起点在1938年的武汉，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到浙江新四军中当部长，二是到延安，三是随撤退的洪流西行，到重庆继续办《七月》。前面两条路都是组织安排好的，后一条路是没有着落的艰难之路，胡风选的是后一条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胡风为什么要选择这条没有着落的艰难之路？二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持什么态度？胡风在信里说得很明白，办《七月》杂志既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又难以筹措资金，唯一的安慰是读者的热情回应，他从这里看到了新文学发展的前景，认为《七月》是新文艺运动的命脉，所以要执意办下去。这不同样是情吗？正因为对文学事业一往情深，才使得胡风在人生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畏途”！

　　“糊涂”的胡风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3年下半年，胡风又一次面临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一次也是三条路：一是承认错误，听从安排；二是搁置理论是非，先工作再说；三是先解决理论是非再谈工作问题。和十几年前一样，他又选择了第三条艰难的路——不，应该说是根本走不通的死路。把1952年的那些信与后来的三十万言书，特别是其中的“作为参考的建议”对着看，就能看出胡风是何等的不识时务、异想天开——他竟然指望中央采纳他的主张，改变那种正在形成的计划文化大一统局面，而坚持鲁迅方向，继承五四传统，维持三、四十年代那种民间多元的格局。

　　对于胡风这两次道路选择，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是不相同的。1938年胡风要继续办《七月》，支持他的只有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吴奚如老人曾经告诉我，武汉时期周总理很器重胡风，一直关心支持他。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帮助和支持胡风。后来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胡风在1949-1953年的信里，不断地提到周恩来，希望能见到他而终未见到。信里所表现的对周的感情，从信赖、期望到怀疑、失望和不满的变化，包含有复杂的历史内容，这就是胡风与中共高层的关系的变化。

　　1945年的元月，周恩来找胡风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告诉他：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是正确的，要他改变对党的态度。当时胡风并没有领会这番话的含义，而只感受到周对他的信任与关怀。几年后，胡乔木和周扬都和他谈到过类似的话题，劝他不要“抽象的看党”，要“和整个党交朋友”。胡风似乎没有真正听懂这些忠告，他没有意识到1945年周恩来那次找他谈话，实际上是告别谈话，要他以后“听毛主席的话”；胡乔木和周扬的话也是同一个意思。所谓“具体的看党”“整个的党”，指的都是毛泽东，也就是卢梭所说的那个代表“公意”的“主权者”。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胡风，是难以有这种觉悟的。显然，他也不知道，为了当年他和乔冠华、胡绳他们在重庆搞启蒙活动，周恩来在延安受了严厉批评；同样，乔冠华对他“反戈一击”，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思想品德问题。在这些地方，胡风确实糊涂。

　　1952年10月到12月的几封信非常重要，从中既可以发现重要的历史线索，又可以看到胡风的真实的心迹。批判他的会议结束了，他告诉梅志，问题锁定在《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两本书上，也就是说，从1940年到1948年，他一贯反对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文艺路线。胡风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没有叫屈，在信里首先表示决不歪曲真理，不做杀害真理的刽子手——这使人联想起马克思的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所以，他心情平静地回顾自己以往二十年走过的道路，表示不后悔，准备为真理、为事业，接受要来的一切。

　　胡风为什么死也不肯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呢？他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读读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就明白了：坚持五四精神，反对封建主义潮流的复辟。这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他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看成是向“文以载道”的倒退；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封建主义活在人民大众身上，所以“大众化”应该是“化大众”。到了1952年，他对于冯雪峰、聂绀弩吹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表示非常反感，认为这都是背离了五四传统和鲁迅方向，是向旧文化投降，认为冯、聂二人是明知故犯，迎合上意，枉道以从势，为利害而置是非于不顾。用胡风私下里对朋友的这种苛评标准，反过来看他本人，不能不承认，他正是鲁迅所说的那种不计利害的真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怕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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