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阿连德：幽灵是信仰之根

　　郝邑炎 撰文

　　灵魂出窍的阿连德

　　1970年，排山倒海的群众力量压倒了山姆大叔的种种伎俩，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这位受人爱戴的总统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遇害，他的家人因此踏上了流亡之路。11年后，萨尔瓦多的外甥女伊莎贝尔·阿连德在饱受流亡之苦后写下这部百年“家族史”，一来献给在老家绝食自尽的外祖父，二来以此回忆民族的根性。

　　这部30万字的小说在篇尾拉出了一个四代人的家谱，看起来庞大复杂叫人不敢轻易进入。可事实上它比任何“史诗性”作品都易于阅读，就连好莱坞导演艾纽曼尔都找上门来为它拍了一部叫作《金色豪门》的电影，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扮演了一个会法术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就是作者的外祖母，她宿命地嫁给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保守派，组建了这个历尽兴衰的幽灵之家。由于带着家族回忆录的色彩，作品中的现实与虚构很难分割，甚至那些使它被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分，在作者看来，都是这个神奇的家族给予的回忆。

　　众所周知，马尔克斯曾在《百年孤独》中列出家谱，作者在完笔时就曾表示，那个孤独的时代不会第二次出现在拉美土地上。正如马尔克斯所期望的，团结的群众也曾宴乐短暂的民主时光，然而泛美主义以华丽声名建立起的独裁政权制造了更多的痛苦、流血、压制和流亡。出身名门的小姐经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撞击，遭遇关押和流亡，失去祖国和土地。多年后她用回忆建造起一座迷宫一样的家园，为它掸灰扫尘，添置主人，像变戏法似的唤醒沉睡的故事，寻找散落在庭院里的幽灵。它的肺上插满软管，通往工人、农民、资本家和革命者，通往党派之争、学生运动和军事政变。通往爱、仇恨、过去和未来。

　　出于女性的宽容和悲悯之心，伊莎贝尔并未囿于意识形态之争，她跳出智利狭长的国境，跳到了云彩上，冷静地看着拉美神奇的土地。她企图摸清来龙去脉，找到一条路，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在集中营里的时候，她就曾经把当下的情形想象成“一个七巧板”，认为“在把薄片放好之前，似乎都是不可理解的。只要摆妥了，每一块薄片都有用处。而结果势必是和谐的”。

　　那一定是她灵魂出窍的时刻，她像一只画布上的蚂蚁是看到了整幅画儿一样喜悦，像佛教徒一样感觉到指引，她刻画了一个年代的斑驳场面，再将明暗光影了然于心。

　　给她指引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幽灵年代里，在星空下舞蹈的幽灵们。她们伴随在家族成员的身边，在街角的宅院里熙来攘往。外祖母是唯一可以和这些无形者对话的人，她默默地移动盐瓶和三条腿的凳子，把财富施舍给穷人，收留诗人、艺术家、逃亡者。她心明眼亮，生可通灵，死了也能跟活人说话。伊莎贝尔对她倾注了所有的尊敬和爱。最后出乎意料的发现，那个充满幽灵的家就是她真正失去的东西，也是民族的根性所在。

　　基于此，意识形态的激撞也不过是伊莎贝尔所说的七巧板罢了。冲突之所以有理由存在，就在于彼此间力量的制衡。一个社会不需要很多的哲学家，它的妙处就在于悬而未决，当然前提是允许权利制衡的存在。到伊莎贝尔写书那年，她的外祖父已经活了99岁。这个长命的老头在故事里是个极端的保守派，七十年前他把一个村妇掀翻在庄园的灌木丛里，就埋下了六十年后独裁军阀的种子。其间的几十年里，家里的女人相继爱上革命分子，全家人几乎都在为民生疾苦亲力亲为。痛苦、流血和爱情拧成了麻绳，几股力量相形而生。

　　“亡灵是信仰的血液，一旦这种无形者被淡忘，信仰也就枯萎了。而当信仰逐渐衰亡的候。另一些群体就代替了被淡忘的群体。”

　　女性的力量

　　此间数年，正是拉美国家社会民主初露端倪的时期，阶级矛盾、党派之争既不能熄灭理性之光，亦不能催生民主之花。

　　在作者看来，无处不在的幽灵，和幽灵庇佑下的族群才是民主之温床。他们拥有一致的信仰，这使得他们像一具完整的身体一样体现出外扩的生命力和自省的强大内应力。

　　首先是根系庞大的工人和农民，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但是易感、易燃，他们胆小愚昧、任劳任怨，在革命发端之际传唱狐狸与母鸡的革命歌曲，在土地改革中报复性地关押雇主，也在社会党垮台时无声地流亡，他们随历史而体现的流动性成了民主发端的试验田。、

　　另外一个力量是那些穿戴麻衣斗篷的群体，他们有思想有激情，发起民间组织，发动罢工、学生运动，主张以革命获得民主自由。他们是一群纵火者，他们的反叛性点燃了民间的星星之火。

　　而最不能忽视的，是作者笔下的女性的力量，“幽灵之家”的几代女性，她们是母性、慈悲、超越的集中体现，在动荡年代把街角大院变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变成诗人、亡民、革命者的避难所和民主思想的栖身之所。独裁统治的爪牙伸向了每个角落，却没有触及到它。它的主人是那个和幽灵为伴的外祖母，比之意识形态的归属，她更倾向于个体的关怀。在民族意识激荡的时期，她鼓励大家使用世界语。

　　外祖母自绝于世之后，前来吊唁的人纷繁复杂，不计其数。她的离去使宅院凋敝，草木枯萎。不久，社会党大势所趋地获得统治权。他们缺乏作恶的经验，即使数量多如恒河之沙也不能弥补统治上的力不从心。另外一批毫无经验的人是警察和军阀，不同的是他们在大资本家的“强奸”和革命者的反抗声中成长起来，一旦翻身做主就走向极端的独裁统治。独裁让社会陷入一片混沌，它压制了民主之声，破坏了幽灵时代的信仰根基，农民离开家园，民主思想被禁锢，革命者遭遇迫害，诗人和思想家迎来葬礼，人们在雨中汇聚成流大声默念被压抑的诗篇。幽灵时代似乎在逐渐远去……

　　从集中营出来以后，作者带着一把黑市上买来的伪钞流亡他乡。像每一个流亡的民族一样，她开始从记忆中寻找失去的一切，她整理外祖父的话和外祖母的笔记，正如她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我们不能把过去一笔勾销，另起炉灶。我们是在痛苦、强暴、破坏、酷刑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的。”

　　幽灵是活在身边的，祖辈是埋在脚下的。多年后我们回顾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会承认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发挥的作用。他们就是那个远去的时代里，穿戴着麻衣斗篷的人，让狐狸和母鸡的歌谣流传的人，给穷人施舍财产的人，诗人葬礼上齐声高呼的人，为幽灵化身的外祖母泪长流的人。他们就是伊莎贝尔回忆中看到的幽灵们，他们让花儿不败，树不枯，心不痛，火不熄，让百年的孤独不再重演。他们仍然在人们的记忆中穿行。只要她们还不曾被忘却，就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