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论语”遇上“三国”

　　撰稿／陈 冰(记者) 施丹妮

　　上海书展开幕首日，于丹、易中天聚首世贸商城七楼演讲厅，足够容纳四五百人的场地被慕名而至的粉丝挤得水泄不通，椅子坐满了便铺张报纸坐地上，“报纸”一直延伸到演讲厅的尽头。

　　蜂拥而至的摄影、摄像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将讲台围得密密实实，看不见于易二人的观众干脆振臂高呼“媒体让开！媒体让开！”其中一位六七十岁的白发老者更是情绪激动地怒斥记者，“你们凭什么站在这里！”

　　为了平息“民愤”，善解人意的于易二人干脆站着开讲。

　　要活在当下

　　问：“百家讲坛”后你们的“心得论著”都成了畅销书，但有人质疑国学经典岂能快速化阅读？

　　易中天：我们不是国学大师，我也不认为“百家讲坛”掀起了国学热，也不认为有快餐化阅读，这个问题纯属伪问题。于丹的“论语心得”只是“心得”而已，如果是对《论语》的研究注释有异议，我们可以认可，但是栽赃，我可不认！

　　于丹：我只能说在多元阅读时代，误读也是一种权利。

　　问：许多书在工作中都用不上，您怎么看“读书”？

　　于丹：读书是一种生活。读书很多年后才知道朴素的道理离我们很近。年纪越长，读经典越朴素。比如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从这句话看到的朴素道理是，我们可以没有社会名分，但我们都要有长辈亲人，做到孔子所说的，人便朴素而温暖。

　　易中天：我觉得读书没有用。像《辞源》等工具书技能书都是有用的，但它不是读的。读书是用来“谋心”的，它让我们的精神有寄托，灵魂有安顿。

　　问：我是一个大学生，却发现社会上许多工作与大学所学的东西无关，那么读大学还有必要吗？

　　易中天：大学不是读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大学是一种氛围，你就是在里边站一站也能感受到的氛围。所以我很不赞成搞大学城。我去南大的时候，南大的一砖一瓦一块青砖都让我肃然起敬，在那站一站熏一熏都有书卷味。

　　于丹：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人的基础涵养认识，专业其实并非最重要的，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即使你的专业现在与社会距离甚近，但未来呢？我主张人生应该是有方向没目标，如果我要向北走，那么三十度夹角以内的都是我的方向，只要不走到正南去，大方向不背离，就能自我实现，给一点宽容的度，给一点喘息的机会。不要为目标苛刻到牺牲生活的快乐，要活在当下。

　　问：我是个中学生，我想知道诗歌对我们中学生有什么用？

　　易中天：我曾经也写过诗，但后来不写了，因为我很惭愧，我的女儿也写诗，我发现我女儿的诗写得更好，所以我不写了。写诗、读诗是年轻的表现。我觉得，你问我诗有什么意义，就像在问我青春有什么意义？

　　于丹：我很悲哀，这个问题竟是从一个中学生的口中问出！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标准只剩下益处了吗？这不是诗歌的错处，而是我们眼光的错处。山上的鲜花开得美好，可它在牛羊的眼中只是饲料。年轻时没有爱过诗就像没有谈过恋爱那样遗憾。

　　问：你们的著作畅销，盗版也随之泛滥，怎么看盗版书？

　　易中天：我对盗版已经没有看法了！你盗就盗吧，别作假啊。我有一次去买于丹的书，发现不仅有《论语》心得，还有《荀子》心得，《孟子》心得，《孙子》心得，不一而足。而我的盗版书有易中天品先秦、两汉直到易中天品清代，古典名著方面有易中天品《水浒》、品《西游》，最后出现了易中天品《金瓶梅》，最离谱的是易中天品性感内衣。我奉劝盗版商，你可以侮辱读者的人格但不可以侮辱读者的智商。我记得曾经和一个出版社编辑一起到一个盗版书摊上，那摊上在卖《品三国》。我们问摊主认不认识我，摊主说不认识，我们把书页上的照片给他看，摊主看了说，“哦，那也不能给你打折。”

　　我们也不能去抓那些小商小贩，对于盗版窝点，应该举报一个，奖励一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奖多少，我易中天也将奖励同样的数额。

　　于丹：这不是道德层面解决得了的问题，我们应用法律解决。我举个例子，在新加坡他们公共场所的禁烟标志不止是单单一个NO SMOKING，而是“你抽烟吗？以法律追究。”道德层面探讨盗版，治标不治本，需要法律做制度保障。对于易老师的措施，我不会跟进。

　　做人比做学问重要

　　问：易老师，这是我第三次看见你。“百家讲坛”后你们的行程似乎很忙碌，你觉得这种生活快乐吗？

　　易中天：你第三次看见是指看到活的吧？我来的时候，听到人说，这次终于见到真的了，见到活人了！你问我快不快乐，很多人问过我，我告诉你我不快乐，撑着呢！说这个很多人会以为我矫情虚伪，可事实确实是这样。

　　于丹：我们总是忙于奋斗学习，当所有一切离我们越来越近时，快乐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物质条件相去甚远，但快乐却很近。我认为快乐在于做个健康的人，正直善良的人。与其做个圣人不如当个健康善良的普通凡人。

　　问：现在有很多人质疑你们商业活动过多，这样还有时间做学问吗？

　　易中天：我没参加过什么商业活动。书展是公益活动，没出场费的。活动多了，的确不大可能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我认为学术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

　　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

　　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现在社会上有个现象，研究学术的就瞧不起传播学术的。学术不传播那学术是为了什么呀？学术本身要求有传播，这是为了人文关怀，学术研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学术界应有三五个人出来传播，用学术回报社会，这有什么不对？奇怪！

　　问：我的口才不太好，我想问你们口才是不是天生的？

　　于丹：我不是什么天才，比如我认路能力极差。有一次在自己家的小区里绕了三圈还不知道家门口在哪，最后还惊动了保安过来盘问。还有我数学极差，除了高考从来没有及格过，高考考了六十多分，这是前所未有的。但缺点是优点的延伸线，人要学会扬长避短。

　　易中天：人都有短处，我也不会捣鼓家里的洗衣机，于丹是不认路啊，可她也不会去开出租，这就是避短。战国时那些鸡鸣狗盗之徒能在关键时发挥长处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换个思路，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不可能成为别人，成为偶像复制品，人只能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鼓励自己是热爱世界的前提。

　　问：你们有着相同的职业(都是大学老师)，相同的经历(同为《百家讲坛》主讲人)，如今又都火得如日中天，你们究竟如何看待对方？

　　于丹：《百家讲坛》有过几百名主讲人，人们为什么总把我俩连在一起？我认为，我们最大的相同点，都是性情中人。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率性。我看易中天，就有照镜子的感觉。比如他说了三句话，我就想，完了，怎么把我要讲的都讲完了。

　　我们两人，都是真诚大于技巧，用心多于用脑，看到人的浮沉多于史料，阐发大于考据。我们从做人到做学问都比较相像。

　　我们两人不同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点很重要。我很庆幸自己是女的，可以不必有那么多的责任。女性看待幸福要比成功重要得多。不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女人，而是要做美好的女人。和风细雨、善解人意对女人更重要。易老师比我更有阅历，他经历了更多苦难，所以他能品《三国》，这不是我能做的。

　　易中天：我觉得做学者，性情要比学问重要，做人比做学问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