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路上

　　本刊记者 刘 阳 发自青海玉树

　　或许就在此时此刻，您翻开本期杂志的时候，数艘小艇正在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段中流击水，挥桨而下；20余名配备专业器材的队员在青海的夜里，靠岸支起帐篷。

　　对于漂流，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带队者文大川却是老手。作为世界青年急流皮划艇锦标赛的冠军，美国小伙Travis Winn对中国的河流早已不再陌生，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文大川”就是一个佐证。

　　而“漂流”与“美国”，让许多人记起了1980年代那场中美首漂长江的竞争。这项运动在特殊的年代里略带突兀地由西方进入中国，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以10个生命为代价的启蒙沉重得超乎其他任何一项运动所可以承载。以至于文大川、郭峥、纳明辉等中美两国的第二代漂流人，在首漂长江21年后仍然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让国人对漂流的想象摆脱掉开场白时留下的危险阴影。

　　浪遏飞舟

　　从西宁出发，汽车翻过日月山，向东，可见农业区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田，向西是连绵接天的牧草。沿着文成公主的进藏之路，此行20余人的目的地是青海玉树通天河畔的曲麻莱。

　　8月3日把船放下水，队员们将在水上漂流十余天，并拜访沿途不通公路的藏族村落和寺院。央视《记事》栏目的导演和摄影师，全程跟拍这支由学生、警察、商人、导游、国际环保组织成员、无业游民组成的队伍。本刊记者随车跟随，记录的同时也被记录着。

　　青海长云暗雪山。以此为背景，舵手郭峥讲起了昔日的漂流故事。他并不是亲历者，他的师傅冯春才是。

　　1985年，32岁的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听说美国著名激流探险家肯·沃伦将于8月率队来华漂流长江的消息。“征服中国第一大河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尧茂书于是决定首漂长江。6月11日，他西行千里，到达青海长江源头格拉丹冬雪山，告别送行的三哥，独自驾艇向通天河漂去。7月24日，在漂过通天河段进入金沙江段后，触礁身亡。

　　尧茂书的遇难，在“文革”结束、改革刚开始，社会活力久淤乍开的中国大地激起了一阵“首漂长江热”。随后的长漂队员中，就包括冯春。“在漂流圈里，我们都叫他幺哥。”郭峥说。

　　郭峥的城市身份是攀枝花市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他说自己带队在野外伏击从缅甸出发、穿越滇川两省原始森林的贩毒分子，是他爱上“户外运动”的开始。从高大的身躯和黑红的脸膛上，根本看不出他曾身中犯罪分子火药枪的7颗钢弹。

　　1999年底，他开始跟着幺哥学习漂流，先后参加汉江科考、中国大学生雅漂(雅鲁藏布江漂流)和攀枝花国际漂流节。“幺哥说，孔志敏在叶巴滩遇难前一晚对他说，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去漂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就好了。漂虎跳峡之前，他们明知下去凶多吉少，还是争着下水。2004年7月，当中国漂流队首次完成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漂流后，幺哥在岸边的岩石上独坐良久，我走过去，他流着泪对我说，今天刚好是兄弟们遇难18周年的祭日。”

　　“美国人有100多年的漂流历史，当他们看到只有18年漂流经验的

中国队员近乎完美的技术表现时，很是疑惑。幺哥告诉他们这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美国队员非常惊讶，他们认为当年那样的技术和装备条件下进行的漂流，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如果在今天，我想人们肯定不会那样做了，漂流运动本身有它的规律和技术要求。喜爱漂流，是因为热爱生命。”郭峥作为9名中方队员之一，参加了赴美漂流。

　　当时为中国队做向导的美方协作队员中，就有文大川的父亲Peter Winn。他是著名的漂流专家、地质学者，1970年代参与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最早的漂流探险开发。80年代他来到中国，是当时长江、黄河漂流热潮的见证者。

　　谁在说

　　2006年，在纪念长漂20周年的众多报道中，人们开始反思当年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和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令大川深感苦恼的是，去年以来他就不断被中国媒体要求回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如何评价当年中国人以生命为代价同美国漂流队竞争长江首漂并最终获胜的行为，“每次我都说得很累”。一口流利的中文，证明大川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的情形，父亲和我说过许多。这几年，我在中国边漂流边感受。坦率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到中国漂流许多美丽而新奇的河段，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在享受运动之外，美国的漂流队员可能并没有过多关注其他方面的意义。反思当年，我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充分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

　　记者在采访本上匆忙记下两句：围绕民族主义的争论成为热门话题。中国人不知如何自处的茫然，向外辐射到这个美国小伙子的身上，这就是大川苦恼的来源。

　　当晚，在海拔4000多米的小镇花石峡的饭馆昏黄的灯光下，谈起第一代漂流人的故事带给自己的震撼与感动，郭峥眼圈红了。“现在的批评很多也很尖锐，说当年首漂长江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下失去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幺哥和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死去队员的遗孀。”

　　记者嗫嚅着寻找合适的词儿：“对过去的批评应该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吧，这是今天的人们在批评当年缺乏对生命尊重的同时，对逝者生命有所尊重的体现。人们受时代的局限，不能保证自己所信的永远正确。他们能够承受自己的选择，今天的人们应该懂得沉默。”

　　回到旅馆，坐在吱嘎作响的床上，记者把没有说出口的话写在本子上：在信其所信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依然可以表现出人性的高下。媒体的可悲或许在于当年无力反省、推波助澜，用过多的附加意义裹挟民意绑架民间漂流行动，今天又急于跳出来，用批判历史来证明自己的睿智。

　　夜深了，一股歉然的情绪和缺氧的憋闷纠缠在记者心里，该怎么安慰人心？记者并不清楚，这并不是职业记者该考虑的工作内容。21年前的“长漂”，需要一次负责任的清理，或许可以梳理出民族主义的东西，同样能够梳理出宝贵的理想主义情怀。人们理应对向民众鼓吹超越生命之上的价值的宣传口号保持警惕，但不能因此而泯灭个体追寻生命之外价值的正当性与崇高性。国家与民族在历史和文化中更多承载了中国人的超验冲动，而今，在人们不做清理的指责声中，宏大叙事被消解了，真正的信仰也没到来，中国人被悬置半空，无处安放灵魂，无处收获意义。

　　谁来安慰？这是1980年代结束之后，中国人的命运，记者同样身处其中。

　　水在说

　　24岁的文大川有着24年的“漂龄”，“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开始漂流了。” 1997年，他独立完成了科罗拉多大峡谷独木舟漂流。1999第一次来中国，之后3年间与父亲一起漂流怒江、拉萨河，2003~2004年，和中国朋友一起漂流大渡河、雅砻江等，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www.shangri-la-river-expeditions.com宣传漂流文化。

　　2004年漂流澜沧江失败的经历，却让他上岸走进河谷旁的村庄，对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产生了兴趣。尚在俄勒冈州大学读书的他，准备的

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政治、科学、环保和旅游因素对河流附近居民的影响。

　　“在云南，我发现许多关心河流保护的人，他们没有漂流过，我带他们亲密接触河流，他们告诉我关于当地文化和水利方面的知识。”

　　“据我了解，一些中国朋友把你以及与你经历类似的外国人，视为来华投身中国环保事业的国际友人。”

　　“其实，我刚来中国时的想法很简单，自私地说，就是漂那些我没有尝试过的河流，享受漂流的乐趣。我深深惊讶于中国河流的美丽，因为中国漂流运动开展较晚，这种美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而且因为水利事业的高速发展，许多中国人很快将永远也见识不到自己国家的这种美丽，我觉得非常遗憾。”大川一说起河流，脸上的表情着迷且带着几分无奈。

　　“随着我对河流周围社区的文化与利益的了解，我开始思考河流上游与下游的关系。比如通天河是长江的上游，一个

上海人怎么看待上游与自己的关系呢？如果他能跟着我们在通天河上漂一漂，我相信他将获得全新的角度看待上游地区，城市人将重新认识当地的价值。我想邀请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水利委员会的官员、水电公司的经理等等，如果他们亲自体验到大河奔流之美，当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做决策的时候就会考虑得更多。”

　　建立规则

　　“中国人有权利享受自己国土上的河流之美，我想要帮助他们将这项权利更容易地实现。”汽车停在巴颜喀拉山口飘飞的经幡下，踩着坡上的积雪，记者问大川，怎么想要做一家漂流公司，而不是像一些中国朋友期待的那样成立一家NGO性质的组织。

　　大川回答：“我只是想要尽快漂那些河，找到什么方式可以成功，然后尽快成功。2006年我曾经非常失望，有的官员对我说，‘如果你不来申请，我们也不会管，现在你来申请，我们知道了就要负责，所以只好不颁给你许可。’为了获得一条河流的漂流许可，我递给某市官员1万元现金，却连个正式收据都没有。我一个人无聊地呆在那座城市里，想着漂完这次就回美国，再也不回来了。”

　　“就是那次的申请经历，促使我们想到要成立这家名叫拉斯迪森特的漂流运动公司。”大川在昆明的合作伙伴纳明辉说，“我们想，用公司的方式和政府打交道更有效率。我们已经开始的与云南迪庆州的合作就非常顺畅，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当地政府看到漂流是一项安全有益的运动，前景很大。我们组织漂流活动，如果政府部门没有充足的理由却拒绝发放许可，我们将根据遭受的损失提起经济诉讼。”

　　“市场的方式更重视建立游戏规则。我去北京国家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拜访时，那里的官员说开展漂流运动正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帮助他们完善漂流运动的规则和许可证制度。”大川补充道。

　　傍晚时分，车到通天河，尧茂书的纪念碑就立在直门达大桥的桥头下。路上大川刚刚得知，数月前新修的一道水坝，使得眼前这段河道失去了漂流的可能，原定在桥下的登岸点将提到上游大坝之前。

　　文大川是来中国做一个文化批评者或是政府水利开发的反对者吗？在记者眼中，就要抵达河流的喜悦已经让他有些急不可耐，他更像一个信赖现代商业社会规则的改良主义者，痴迷而执著地希望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实现多方的共赢，包括河流两岸的原住民。

　　8月20日，漂流结束时，队员们将带着怎样的心情返回城市，因时间关系在通天河畔半途而退的记者，无法给出在场的描述，就像文大川无法代替中国人说出该不该在河上建坝的建议。他只是对着摄像机说：“别拍了，我们到河上再说，我保证这是一处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完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