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去年深秋，阎连科倚靠在沙发上，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下一部小说，叫《回家》。还有三四天就写完了。我很担心它的出版不会顺畅，嘲讽的意味有点过了。”

　　这部小说就是《风雅颂》。

　　客厅墙壁上有一面镜子。镜子照不见他，但他仿佛能自己“照”见自己：

　　“这部作品有对知识分子多余性、懦弱性的嬉笑怒骂。我经常说的‘闲余人等’，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多余，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迄今为止，这位河南籍作家已发表了500多万文字，作品译为日、韩、法、英、德等十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其中，两部作品在国内被禁，一部仍饱受争议。

　　为逃离土地而写

　　《回家》改名为《风雅颂》，现已出版发行。无论书名怎么变化，作品的根是植于“回家的愿望”。

　　阎连科曾连续几年，琢磨着“回家”，落叶归根，回老家打发余生。五十知天命，他已为前半生作了总结：“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

　　他坐在饭桌前，悠然、沉默地享受妻子做的河南蒸面。憨实的儿子陪在身边，也像他那样细嚼慢咽。白色的京叭狗在他脚边盘桓。扔下一片肉后，他谈起生活对他的恩赐：

　　“我这一生要感谢一个人，张抗抗。她在1975年写过一篇小说，《分界线》。”小说的情节，他已不记得了。可以肯定的是，张抗抗正是凭借这篇小说，从一个北大荒的女知青，一跃调到了哈尔滨。“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写小说就能离开农村了，就能进到城里了。从此我就开始学写小说。”

　　在与文学评论家张学昕的对话中，他形容家乡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因为饥饿，扯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为了一元钱的学费，母亲塞给他一篮玉米，他执拗地拒绝上街叫卖，招致一记耳光，“滞留于灵魂深处”。

　　每天上学，都能看到村支书的女儿站在路边吃馍，他觉得 “她是向全世界在展示她手中的馍，在展示她爹的权力” 。人民公社干部一边用钢勺敲击搪瓷碗一边高唱《社会主义好》昂首迈进食堂的模样，更让他发誓，“如果不能离开农村，就要当个村干部。”

　　14岁时，他第一次进城，满目新鲜；40岁后，老友李洱在《阎连科的ABC》中写道：

　　田湖镇终于到了，那是著名的两程故里，也是阎连科的出生地。阎连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手有点哆嗦，脸上有一种兴奋，也有一种羞涩。我们还坐在车里张望，阎连科已经下了车，他要脚踏实地，在田湖镇的街头走一走。

　　为成名成家而写

　　1979年，阎连科发表了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天麻的故事》。等到1982年，文学的功能在他这里“升华 ”了——“我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把写作的目的，‘升华’到了成名作家。”

　　阎连科说，20多岁的自己极其渴望名利，“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美女的爱情。”

　　那会正是20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纯文学上的“改革”、“反思”、“寻根”、“先锋”等潮流纷纷涌现：史铁生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一举成名；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说：“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阎连科无疑是大器晚成。”“当时，文坛上还特别流行着 ‘系列’小说，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系列’。”为了追风，阎连科一口气创作了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 、“瑶沟系列”、“和平系列”。

　　“几条线同时出击。仿佛自己多有能耐似的。不细想,不修改,写了就发。弄得几年下来,满天下的杂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说,如‘劳动模范’一样。”

　　事实上，这是对创作的一种伤害：数量胜于质量。10个中篇，讲述同一个故事；10个故事，塑造了同一个人物。

　　一个作家在80年代的状况决定了此后文学史对他的评价程度，这是新时期文学论述中的一个特点。那一系列作品使阎连科在很长时间内，未被当代文学史所接纳。即使1997年发表的《年月日》已让他声名鹊起。

　　寻找土地，为自己而写作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记述过这段时期的阎连科：

　　“由于过度疲劳，年纪轻轻就得了腰椎病。得病后他在腰上绑一个用钢板做的宽大腰带继续写。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座位半躺着)的椅子，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1991年，一天早晨阎连科起床时，左腿麻木，无法下地。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他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提笔。

　　“我真是太不珍惜自己的那一点精力与才华了。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累垮了我的身体。”

　　这许是命中注定的转机。他开始反省过去写作的无意义，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

　　“我才意识到因为写作，断送了我的身体。但是不能写作，我却没有活着的意义。写作早已融入我的生命，甚至是我活着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

　　“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人许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坚硬如水》被他视为“转折之作”。文中，他为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文革中一对无限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人物间死去活来的命运，贯穿着地道的两极。而贯穿全文的却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他想后半生过得“受活”一点。《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我是彻底地‘受活’了。”阎连科的面相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

　　“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

　　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一个血头亲口对他说，开始采血时还会用瓶装，但考虑成本高，就改用廉价的装酱油、醋的塑料袋儿，接下去想再省成本，就反复使用塑料袋。因为经常在村里的水坑洗袋子，坑里的水变红了，养得蚊子巨肥无比。

　　“那个地方在河南以东。”每每问及“丁庄”的原型，阎连科总是含糊其辞。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丁庄梦》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不料，他还是经常去。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

　　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阎连科本人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李洱如是说。

　　为抵抗恐惧而写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

　　“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车去洛阳，看到楼那么高，姑娘那么漂亮，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在城市的高楼里，而且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从记事起，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对不起，我有点累了。”阎连科的语气有点歉然，他的眼皮略微耷拉着。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

　　“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