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人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张曼

　　人物周刊：《风雅颂》中，浓缩个人经验的描写占多大比例？你不觉得书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于偏激？

　　阎连科：这部小说本来要取名为《回家》。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老教授，与妻子生活多年却没有共同语言，在城市找不到根。于是回到故乡，即使与过去的情人相遇，他最终还是无法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书名不妥，便挖空心思地改成了《风雅颂》。我知道，这样做难免有些附庸风雅，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肯定是有些偏激。大家都说每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的精神自传。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部小说除了说回家，还有其他复杂的成分，至少对我身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习性揭露还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当年让我一天之内转业，我还在电话里假装地问，还要不要我去听课？还说了非常好、非常感谢组织之类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虚荣的表现。但要我在领导面前骂人、拍桌子，我没有这个能力。这种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和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有关。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城市里无论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现在还这样？

　　阎连科：我想这种漂泊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几代人的事，是世世代代从乡村出来的人，都依然或是没有充分表达的一个问题。

　　我常说，看你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根，一是看这块土地上，埋没埋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二是看你对这个城市爱恨与否，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过自己爱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就和这座城市没有发生根的联系。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见过无数爱情的虚幻，你对那种虚假的爱情反而感到一种真诚，但是对真诚的爱情反而害怕？

　　阎连科：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那种感天动地的爱。中国人没有那种爱，中国人的爱是柴米油盐。为什么我们老写想象中的爱，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我们才需要塑造。如果生活中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无趣到无法想象。大大小小，男孩女孩，包括我的孩子，都不太会信那种所谓真实的爱情。我是不太会上网的，可是周围的人都在上网，包括在农村。什么网恋，一夜情，两个人跑出去，过几个月领着孩子回来，最后离婚，一团乱麻。

　　人物周刊：你在作品中并不吝于对性进行大量描写，你怎样看待性？

　　阎连科：人是多面性的。我们在白天见到的一个人，是阳光的一面，是看得见的一面。可是夜里，一个人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它也是存在的。而性就在这里面。它是我们白天看不见的，它是肯定存在的，又是人性中深具代表的一面。但如果只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没有挖掘性后面的内涵，那就十分无聊与浅薄。

　　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在80年代纯文学昌盛时期，没有形成个人的写作特点，持什么看法？

　　阎连科：实际上今天所有的作家重新进入文学史非常难，我们谈文学史就是从80年代开始。但是，这段时期都与我没有关系。因为80年代初，我没有独特的贡献，现在要受到关注很难，难就难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当时，我的写作是非常传统、老式的，是在步别人的后尘。之前写的小说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垃圾。写得再多，和真正的文学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在最初学习写小说时，阅读的都是50年代的作品。生活的环境没有和文学有关的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引导，注定我的写作起点非常陈旧非常低下。

　　读书也是需要机缘的。当时，余华他们谈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在制造垃圾，没时间看书或者看不进去。但是当我有病，躺在病床的时候，就彻底安静下来了。再去看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弗的《人鬼之间》，就真的看进去了，能感受到了。我的小说的变化就是从疾病和阅读两方面开始，所以，我常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阎连科：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你的小说必须要超出读者的想象，你写完了一篇小说，不是超过读者想象，读者就会抛弃你。第二，是你的想法必须来自于头脑，来自于生存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读者都会抛弃你的，或者是你都会被读者打败的。

　　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写作的时间变长，我觉得我写作的疲惫状态已经慢慢来临，会慢慢有一种瓶颈的刺激，但第一你必须特别忠实于你的内心，第二是必须让内心和这个世界有关系。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写作上你一直在寻找那种不存在中的存在。你也说过，现实主义不存在于生活与社会，只在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阎连科：我举一个例子。我大哥有个孩子，很早就死掉了。按我老家的风俗，他死后，要找个死掉的女孩和他安葬。这样，我大哥就找了一个死去的女孩，在2004年的三四月份，把两人一起合葬进祖坟。

　　当时河南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结果我看到，在那孩子棺材的一块红布上，爬满了小花蝴蝶。这种天气下，从哪儿来的那么多蝴蝶？那时候，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有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些蝴蝶才飞走了，瞬间就消失在大雪中。

　　这让我想到了“化蝶”。我想创造这个词的人，可能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总之，你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我不会再去遵循我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和逻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之所以有昨天是因为有前天”，我不会再去遵循这个了。

　　人物周刊：张颐武指出，你和你同时代的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阎连科：对我来说，二元对立，三元对立，四元，五元，……摆脱是不容易的，经历，视点，认识只能如此。我不是也不会去摆脱，这是非常清楚的。要摆脱不是我这一代人的事，而是下一代人或更下一代人的事情。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你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遗憾？

　　阎连科：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

　　这对写作的确是一种冲击，文学非常奇特，当你有感悟时，你没有能力去实践了。还有就是浪费掉了一个人读书的最好阶段。如果把身体健康和写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身体健康。

　　人物周刊：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阎连科：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

　　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

　　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