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就没有机会回到清朝”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米黄色上衣、红色帽子，五个手指上分别涂抹着红、蓝、黄、黑、绿五种颜色的指甲油。她笑起来的时候，身子会不自觉地向后倾。说到大山，她说他是“好朋友”。

　　凯瑞第一次来中国才16岁，当时她就读的波士顿当地中学跟北京景山中学有个活动。那时候，她只会用汉语说“我叫凯瑞，我是美国人”。第二次来北京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表演，现在想起来她仍然觉得很疯狂，“一个18岁的美国女孩一个人在北京。”在中戏的第一学期，她出演了电影《幸福花园》。

　　来华五年，凯瑞共接拍了42部戏，几乎垄断了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中外国女性角色，当网上出现“史上最牛老外女演员”的赞誉后，凯瑞有些受宠若惊，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一个在中国打工的美国演员”。最近她正在拍的电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还将在电影《同心》中扮演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

　　采访结束前，凯瑞问：“你还有什么要问吗？”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写一本像《我的中国岁月》那样的书。”她爽朗地笑了起来，“有出版社已经来找我谈了，可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时候。”

　　“一个男人怎么可以有七个老婆”

　　《国际先驱导报》：你最满意自己在哪部戏里的角色？

　　凯瑞：每个角色的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杨亚洲导演的《八兄弟》就很好，很生活化的片子，还有一些黑色幽默。在这个戏里我扮演的女孩经历少，但她要完成一个任务：了解中国的郊区农民。这个戏是一个美国人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但同时能让中国老百姓了解美国人。

　　《国际先驱导报》：因为这部戏，《波士顿环球报》采访了你。

　　凯瑞：对。美国人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因为这个故事表现的是中国当代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种文化交流的作用。美国人看中国影视作品都是古装戏，他们其实也想从别的窗口了解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你跟很多中国男演员都合作过吧。

　　凯瑞：对，像黄晓明、唐国强。我还没跟唐国强说呢，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剧照上了美国报纸的头版。那个照片在不少美国人看来有些寓意，因为他扮演的是毛泽东，我们拍的时候在延安的窑洞，美国人看了就觉得很有意思。

　　《国际先驱导报》：你演史沫莱特至少要了解她吧。

　　凯瑞：对。那些台词我背了很长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难。历史片的语言复杂，对美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难，表演起来会不自然，对我来说很多台词都没听说过。我虽然汉语说得流利，但这毕竟不是我的母语，说起来还是很拗口。所以我得充分地准备，现在看电视的效果比较自然，但其实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国际先驱导报》：你喜欢拍古装片还是拍现代戏。

　　凯瑞：古代片很有意思。如果我在美国就没有机会回到清朝，像《鹿鼎记》。还有《海上争雄》，是一五九几年的事，我也专门学了这段历史。那是中国跟国外刚开始做贸易的时候，没有老师教我，我就自己看，看英文的书。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看《鹿鼎记》。

　　凯瑞：我不太认可一个男人有七个老婆。但是，它作为一个虚构的喜剧主题，可以接受。导演处理的方式，很有喜剧感，而且黄晓明幽默帅气，大家都爱看。《鹿鼎记》很娱乐化，但在美国完全不太可能，一个男人怎么可以有七个老婆！所以我跟导演说可以拍个续集吗？比如一个女人有七个丈夫！（笑）我是个女权主义者。

　　“要是在美国，我可能立刻就走人了”

　　《国际先驱导报》：你在中国拍戏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不能理解或接受的事情？

　　凯瑞：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你没有做到导演要求的那样，他可能会骂你。但在美国，导演对演员很nice，哪怕他不满意，他也不可能去骂演员。我要是在美国，你骂我，我可能立刻就走人了。你这样对待一个美国人，她会非常难过。

　　有几次，我跟导演的想法不一样，比如有位导演跟我说一场有关宗教的戏，我饰演的角色并不信仰基督教，但导演要求我“把上帝挂在嘴上”。这很没意义，我不希望中国观众以为美国人都是信仰上帝的，就比如很多美国人以为中国人都是信佛的。我跟导演说美国人不是这样，导演说美国人都是信仰基督的，他说我不管，美国人就是。我坚持说不是。他就说，你看，你们美国人就是这么固执。他越说我就越苦恼。我有时候会哭，自己在片场里走，让他们等我，但就等五分钟，我不会让他们等超过五分钟，这样会影响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