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未央

　　地铁站里，偶尔可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的广告灯箱。作为主办方，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曾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强调，即便纯粹从数字意义上说，第三届三年展都不同寻常。于是，阿拉伯数字“3”在黑白拼贴的效果中被叠加、重复、放大、扩展到无穷，你可以理解成是黑白太极鱼的变形，也像是数字世界的MATRIX。以三年展的通常体量以及无所不包来说，这样的设计符合它的精神。

　　“与后殖民说再见”几个醒目的红字印在无数的“3”构成的黑白背景上，就像矗立在二沙岛的户外展板一样惊悚。这效果与其说是设计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后殖民”三个字以其陌生感和由之而来的权威性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

　　三年展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家向策展人的营销，是策展人向掌握权力的基金会(在国内来说是美术馆)的营销，是美术馆向市民的营销，也是中国向国际的营销，譬如，上海双年展本来就要“打造”成上海的名片。

　　然而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的口号在营销活动中得失参半，虽然对理论家、尤其是西方理论家来说，这会是支兴奋剂，由于殖民史带来的原罪，使得他们一直要小心翼翼对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就像德国人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话题一样，然而对市民而言，它实在不具备亲和力——公立美术馆原本应有美育的社会功能。

　　后殖民，简单来说是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原宗主国和被殖民的国家的状态。原宗主国，所谓的西方，仍然带着自己是世界中心的傲慢，用自己的想象来描述被殖民国家，比如东方；而东方人自己，则在这种描述中以迎合的姿态改变自己本来的模样，装扮成“想象中的东方”以获得相应的认可，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仍然在西方，游戏规则没有改变。

　　在三年展的主策展人高士明看来，“后殖民主义从民族国家对历史-世界观的封闭与宰制中打拼出一方领地，这40年来，它与种种社会运动结合，开辟出一个批评与叙述的空间，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政治领域，它的功勋都显而易见。然而，这些成就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就已经迅速退化为一系列套路，我们到处听到、看到诸如‘身份’、‘他者’、‘翻译’、‘移民’、‘迁徙’、‘本土’、‘差异’、‘杂糅’、‘多元’、‘霸权’、‘边缘’、‘少数群体’、‘另类现代性’、‘压抑’、‘可见-不可见’、‘阶级’、‘性别’、‘种族’这些文化批评关键词及其五花八门的符号形式。在今天，这后殖民的工具箱，这些曾经作为革命批判力量的概念和理念，已经在‘政治正确’的口号捍卫下，转化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权力话语。”

　　换句话说，这套东西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不过大家还小心翼翼捧着不放，不管内心是否情愿，总不想落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指责。

　　与之同时在周遭举办的双三年展还包括光州双年展，以“年度报告：一年的展览”为题；横滨双年展，以“时间的裂隙”为题；新加坡双年展，以“奇迹”为题；还有上海双年展，以“城市，快客”为题……虽然各个城市的展览因为历史与取向不同而在标题上做了不同的文章，比如有些要做成旅游观光的生意，但都不像故意陌生化的“与后殖民说再见”这样生猛有力、野心勃勃。

　　或许，如此，当国际知名策展人、画廊中介、拍卖行老板、收藏家组成的VIP团队一次性完成亚洲巡幸的时候——这些双三年展举办的时间如此集中可能就是为了大家方便——他们至少可以对广州留下些更深刻的印象吧。

　　在描述中存在

　　至于展览，你很难说它究竟是为“后殖民之后”的国际大展提出了新鲜逻辑和理念，还是进一步印证了以后殖民理论主导的展览逻辑是多么顽固。被策展人在论文中抨击的“身份”、“移民”、“迁徙”、“本土”、“多元”、“霸权”、“种族”等标签可以依次贴在几乎每一件作品上，呈现出一种“想说再见不容易”的现实。是因为我们太深陷入后殖民的处境无法自拔，还是这种理论太过腐朽以至冥顽不灵？

　　可以肯定的是，从作品来说，三年展无论如何不能说糟。

　　广场上依旧是红蓝白编织布搭建出的工棚，三年前，大约同样的位置是同样材料搭建的卡拉OK房，现在是从四川地震中搜集的废墟，断裂的钢筋水泥，带有时间印记的木头课桌。这件作品与其说是关于纪念，不如说是讽刺公众和舆论对于新闻事件的贪婪，伪造的地震现场提醒人们，地震从新闻中撤退，但是没有从现实中撤退，这不是一场电影，但它变得像一场过了档期的灾难大片。

　　一辆瘪了一只轮胎的吉普车停在展厅门外，它的轮胎被刻上了“如何成为失败者”“成功者失去了什么”这样的花纹，一个喷墨装置装在轮胎之上，如果需要，可以为这些印记喷上墨迹，成为一种地面上的印刷。艺术家邱志杰要把这辆车从北京开到广州，并且在开幕式当天开入美术馆。结果因为大雨，所以用车轮的墨迹印刷地面的行为没有成功。但并不妨碍它提出的问题“如何成为失败者”，比如为什么这辆车是从北京出发，而不是他所任教的杭州，也许是因为北京这个城市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这从内陆开向海洋，从中心开往边境的路途才更有意义？在一个充斥成功哲学的社会，“如何成为失败者”的提问有什么价值？

　　进入展厅的观众需要穿过军绿的帐篷，可以说是军营，也可以说是教堂，实际上，它就是军营与教堂的混合体，彩色的塑料片模仿马赛克，用政治符号取代上帝与天使。从画册中得知，艺术家本来的目的，是用每一片马赛克象征一次共产党的代表会议，用讲述圣经故事的方式来讲述党史。

　　朱昱为联合国192个成员国各做了一件作品，英国的作品是“哈利·波特”的续集，哈利·波特战胜伏地魔之后，被派往巴勒斯坦的魔法学校做交流生。他惊奇地发现该校的学生都在练一种将身体爆破，然后拼合的魔法，而这种魔法是用做人体炸弹！经过洗脑，哈利·波特参与了训练，被派回英国，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上，以仇恨的眼光看着他的同胞……这当然是一则关于恐怖主义的政治讽喻，但熟悉国际大展游戏规则的人会更觉得有趣——貌似无章法的观念艺术原来是有其潜规则，192个国家朱昱大概去过的不到1/5，但可以照规则加工出各种符合国际大展概念的作品，他也讽刺了用恐怖主义概念做艺术的艺术家。

　　卢杰1999年开始策划，从2002年实施至今的“长征计划”的部分作品也有展示，有趣的倒是他将作品与其他空间隔离开的门，这扇转门上写着“No foreigners beyond this point”(外国人禁止入内)，这显然和艺术家越来越丰富的国际飞行经验有关，能常常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这个特殊身份。与通常所见的门禁不同，这扇转门会转动，不管你在门里还是门外都会看到这个标志，这让人做有关身份、国籍以及相关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