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策展人钟爱的展品中，还包括这样一个，吴山专的飞行计划：1995年他曾突发奇想，说如果只有一张到香港的通行证，通过国际机场转机，就可以到达世界上所有过国际机场的地方，国际机场是VISA-FREE的空间，在这里，人的国籍身份被消灭，成为肉体。计划中的飞行仍在草图上进行，1995至2008，他飞跃了1997年香港交接的时间，终点香港始终未曾到达，飞行者继续在“国际空间”旅行。

　　如上，我只是将几件位置上更容易引起观众注意的作品做了并不客观的描述。如果不是进行过度的阐释，你看到的将依次是废墟、吉普车、散发着气味的军用帐篷、一些整齐排列的有趣照片、一扇印着英文字的门和占满一面墙的画满箭头的草稿。

　　无法说出的再见

　　换句话说，上述作品最有趣的地方，恰恰是“过度的阐释”，也许仅仅在描述中存在就已经够了，这可能是被“后殖民”更让人沮丧的现实。三年展的大部分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征，这是表明了艺术家的疲惫，还是三年展这种大展制度的疲惫？

　　“与后殖民说再见”与国内同类大展的一个区别在于，为了呼应主题，展览中有大量非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在一楼展厅的走廊就有来自南非的艺术家康拉德·波茨的绘画与装置作品，在一整面墙壁上，绘满符号性的图示，坐在骷髅头上的裸女，溺水人们的手臂环绕着小美人鱼，食婴者等等，因为采用了漫画的方式，所以画面并不恐怖，倒是有一种儿童式的邪恶，画面围绕着几个突起的分布如星辰的圆盘，作者的原意是用经典的带种族色彩的黑人图像替代基督教的圣像，“旨在通过利用‘政治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与其他对抗性的视觉材料，来直面与启发观者。”

　　来自印度的阿卡纳·翰德则用“包办婚姻网络”来突破种姓制度婚姻对人的束缚，她发现“安排你的婚姻网站”，从表面上看，这比父母包办的婚姻更自由，但实际上，通过网站关于纯种血缘的鉴定标准，不过是另一种包办的形式。

　　居于胡志明市的日裔艺术家阮初枝淳用影像作品《大地、空气与根：经过菩提树》，来捕捉老挝琅勃拉邦静谧时间流向；而来自蒙古图瓦的达克-奥克，则用一组装在地面上的，形似沙堆的祭坛以及里面啸叫出的蒙古民歌呼麦，来表达“我们与万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会得到一些预兆和启示，而这些可能隐含深意，也可能毫无意义”。

　　没错，这些作品可能隐含深意，也可能毫无意义。古巴、泰国、安哥拉、菲律宾、埃及、伊朗，艺术家的国籍身份看上去比他们的作品更有理由成为当选的对象。而特别计划中来自东南亚、中东和墨西哥的专题展览尤为说明了这一点。用后殖民的理论来解释，人们会发现世界与国际原来除了“西方”与自我之外，还存在着无数的国家、民族和声音。

　　平心而论，这些非西方国家艺术家的作品颇多可看之处，虽然它们仍旧跟社会阶级、意识形态、性别问题、国际政治、身份国籍有关，换句话说，无一不是贴着后殖民标签的作品，是被讲述了一次又一次的故事，中心思想清晰，叙述逻辑不同。“再见”之后的可能性，还未见。

　　高士明说：“我们无法和现实说再见。”

　　看起来都一样

　　在展览前后的论坛中，有三个故事让我觉得有趣。

　　在三年展的论坛中，来自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策展人弗朗西斯科·波纳米说，他曾在意大利都灵做过一个展览，叫做“看起来都一样”，选择的是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艺术家。“要是在美国公开说亚洲这个地方在西方人眼里看起来哪里都毫无差别，你可能会丢掉工作。我一直认为这样是虚伪的做法。如果说一个挪威人看上去像个意大利北部人，没人会觉得这是冒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干脆点承认我们孤陋寡闻，还有对一直谈论的‘其他’的无知。”

　　“爱德华·萨义德的意义重大的作品《东方学》使得人们不能再把亚洲称作‘东方’(oriental)……当我问一个泰国朋友他是否介意被叫做东方人，他的回答是‘为什么要介意？’我的中国、日本和韩国朋友们也给了我同样的回答……事实上，在西方人眼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看上去毫无差别。但是这样的认知似乎没有让任何中国人、韩国人或日本人感到困扰。”波纳米说。

　　高士明也说，中国艺术家普遍对后殖民缺乏兴趣，这种独特的自信心让他觉得耐人寻味。“这种品质很珍贵，跟国家够大，历史够长有关系，也跟5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效应有关，这比(20世纪)前50年的‘后殖民’经验更震撼。”

　　第二个故事是高士明所引用的，《指环王》系列电影之后，“新西兰整个国家开始‘角色扮演’，从航空公司的广告到旅游手册，一切都成为《指环王》的现实延伸。在最新的旅游地图上，许多做过《指环王》外景基地的新西兰小镇按照电影内的情节重新进行了自我命名，而在独立后的去殖民时代，这些地点刚刚恢复了土著命名。”由一系列类似的故事，他得出结论：“我们正处在现实模仿虚构的时代，今天的‘殖民’不只发生在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而是体现为媒体向现实的殖民，虚拟世界向实在世界的殖民。”

　　然而上述所言，目前来说不过是国际上一小撮策展人与艺术家要操心的事，所以这问题更像是对“国际”而非“国内”的提问。如果三年展是一个理论游戏的话，那么至少在理论上“与后殖民说再见”有其意义。

　　无论如何，如果要对“后殖民”三个字穷追不舍，我们将和策展人一样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正如卢杰所质疑的，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直接面对“国际”提问(这本身就有某种后殖民的心态)，使得“与后殖民说再见”成为一种策展策略，或者说只能沦为一种策展策略。

　　如果说要彻底颠覆这制度的话，不如做一次纸上/网络上的双年展，每个艺术家只提出方案即可，之后是策展人/批评家连篇累牍的阐释，这也许比看作品本身更过瘾，况且还能更节约。任何重大的集会之后，都有重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