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担任过宁夏电视台副台长，大家还是习惯叫他“康台”。

　　和“康台”谈话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想起他的过去。自《沙与海》以来二十年，有一份还不够清楚的清单：《石头上的印记》(1991)，未播出；《雪域》(1992)，未播出；《泸沽湖》(1993)，未播出；《天籁》(1994)，未播出；《生活》(1995，合导)，未完整播出；《阴阳》(1997)，未播出；《公安分局》(1998)，未播出；《当兵》(2001)，未完整播出；《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未播出。

　　这些纪录片的重量，够得上担当任何一种中国纪录片史的压舱石。除此外，另有一些被他谦称为“乱七八糟”而排除在外的片目，其中包括《景德镇》、《改革开放二十年》、《20年·20人》、《晋商》、《唐之韵》之类声名远播的重磅系列片。

　　他熟知的是什么？那就是人的封闭状态，从地理环境到人的精神的封闭。

　　像个老农，他只是埋头做纪录片而已，只是埋头做，其余万事皆不关心；就因为做得太过专注而不去关注是否播出，是否收回成本——现在如此，身后也未可知——他依然这样一路走来，一个人；直到此时此刻，仍在路上。

　　《新民周刊》：我只是奇怪，20年来，您表达的大都是中国的封闭，有人因此戏说您是“打封闭的”。而且，一个导演有那么多的“未播出”，是否意味着“打封闭的”自己也被“封闭”了？但是从1998年开始，您的视线转向大视野，直到您这次走进中国最大的视野《百年世博梦》，您是怎样完成过渡的？

　　康健宁：把头抬起来！在你感到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只要再坚持下去就行了。

　　首先得拿下它的思想高度，刚才说了，是“人类共同面对难题的思想论坛”而不仅仅是“大展示”，拿下了思想高度，就是大家都得“抬起头来”，我才得以“揪住”总撰稿的撰稿思路、执行导演的前期拍摄、后期制作的各个环节。

　　问题是，总线头理出来了，具体地怎么切入呢？题材太大、素材太浩瀚，蛇吞象，怎么下嘴呢……

　　《新民周刊》：和《大国崛起》显然不同，根据现在的成片看，既不是历史片，又不是政论片，也不是宣传片，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康健宁：我怎么觉得你这样提问像是在表扬我(大笑)！它的确“四不象”——当然它是部纪录片没问题。

　　我们真正的意图就在这里！它是一个多元的结构，既有纪录片的厚度，又有政论片的思考，在影像上，又有宣传片的瑰丽。和以前的大片有很大不同，我们只考虑什么是最合适的，而不去考虑最标准。

　　《新民周刊》：恕我冒充一次内行，您是怎么“立集”的？好比小说家，结构上，是根据什么“分章回”的？

　　康健宁：至少这个问题，你不外行(笑)，而且点了我的穴。因为拍任何片子，“立集”都是最关键的。首先，有个团队，先对世博史做个梳理，然后灌给我，把重大节点给我列出来……“立集”时，我灌给大家的理论就是“黑球理论”——打“斯诺克”，先得知道，哪个球分值最高？黑球分值最高，7分，高手打球，总是先打一红球(1分)，再打一黑球，如此循环，必得高分。也叫性价比高；否则，老打其他颜色的球，就拿不到高分。

　　《新民周刊》：那，您的“黑球”是什么？

　　康健宁：立集的中心就是，希望每个中国人，看了(《百年世博梦》)以后有反思：经济高速发展后要抬头！抬头看世界——所有的材料都围着这个“黑球”打，都奔向这颗“黑球”，要可持续发展，不要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

　　从每一集的标题看，思想脉络就是这样出来的——《世博岁月》、《百年梦圆》、《风云世博》、《文明反思》、《世纪使命》、《城市之光》……

　　《新民周刊》：您自己怎么评估这部作品？

　　康健宁：一部厚重的、试图让国人抬头往高里走的纪录片；也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纪录片。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此组成了纪录片制作团队，先后派出4路摄制组，分赴美加、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多次举办世博会的国家，采访亲历者和相关专家学者。

　　经统计，摄制组足迹遍及10个国家，32个城市，采访的国内外人士近200位，其中有联合国副秘书长安娜·蒂贝琼卡、原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马丁·戴维森等高级官员，也有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皮埃尔·恩格米、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马丁·当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肯尼斯·杰克逊等专家学者。

　　此外，还有三路采集人员，前往6个国家10多个城市近20家重要影像机构，进行资料搜寻、观片、筛选和洽谈，最终采集到200分钟版权资料母带和1200分钟版权资料样带，其中许多是填补国内影像空白的珍贵资料，如第一届世博会展馆水晶宫被焚毁之前的珍贵镜头，1939年纽约世博会埋下时间胶囊、爱因斯坦发表演说的画面，都是第一次在国内出现。

　　拍摄过程很“沙皇”

　　《百年世博梦》的制作得到了国际展览局方面的高度评价，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表示：“中国电视媒体对世博会历史的熟悉程度与对世博会发展脉络的梳理令人震惊。”

　　但成功的背后却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艰辛。对此，康导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

　　《新民周刊》：本次制作，时间短，前后才一年，而且工作量极大，据说您曾大光其火，不想拍了？

　　康健宁：(沉吟)……发过火。发过很大的火！这部片子的确难拍。我们摄制组的年轻人，承受了外界想象不到的压力……太大的压力。

　　《新民周刊》：您的团队采访了近200人，据说您要求每个人被采访的时间不得超过40秒，但又必须拿到核心内容？

　　康健宁：你想象不出他们压力有多大……(沉吟)我，的确对他们太严厉，甚至是残酷的！现在想来仍然内疚……40秒内拿到核心内容，这意味着我们的年轻人事先要对采访对象做多少预案，才能在采访时“一步直达心源”？！

　　《新民周刊》：有一个不愿意披露姓名的摄制人员，偷偷告诉我，他的确偷偷地叫过您“沙皇”，不过经过一年的打磨，他深感自己脱胎换骨了，整整上了一个层次，以后敢做大片了。

　　康健宁：……这么说吧，事实上，我们是以一个地方台来完成一个国家级的制作——中央媒体的确要比地方媒体强一些，我们何必避讳这一点——这个地方团队接触过大片吗？没有。从导演、撰稿、拍摄、音乐、画面剪辑……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大片，没有经验，而我却一再要他们“抬起头来”，要他们有国际视野，要他们用“影像思考”，要他们瞬间判定对象身份，直接锁定核心对话，要他们掌握剪辑节奏……我发过牢骚，我率领着一支游击队，却要打一场正规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往死里整——精兵，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新民周刊》：您曾花两年的时间，拍摄纪录片《阴阳》，13次到离银川500公里的没水的陡坡村。如此这般只为了拍个打井的。所以，我想象着您的严厉。

　　康健宁：岂止是严厉，而是残酷。制作过程中，一遍遍地打磨，每个细节都会被我苛刻地揪住，活像个虐待狂……当我们来到剪辑台，每次，我都要做个声明：“虐待”就要开始了，我们只针对工作，不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我可能失控，希望大家理解我！

　　每次都要这样声明。

　　《新民周刊》：是不是高声叱骂：连这点也不懂？！

　　康健宁：比这还难听多了。我急了，还是会失控，会动粗口——从分级导演，到总撰稿、摄影……话，既然已经说在前面，我是不带个人恶意的。我知道，上海人敏感、面皮薄，特别爱面子，尽管这样，我有时候还会指着鼻子跳脚骂，让他们受了不少委屈，回到下榻处，我会难过、自责，甚至臭骂自己：你什么东西，到上海来骂人？！但第二天，臭骂还得继续，常常是边骂边干活，骂得人坐不住，冒汗，浑身抖——是我没有讲清楚？还是你没有理解？还是你现场失职？你本领不济，能力低下，怎么可以不劳而获？……你这种人怎么混进电视台的？怎么可以拿这么“下流”的东西蒙人！你就是混！诈骗犯！我就是不让你过！

　　我要深深道歉的是一次直接对某个下属的开骂：你，还要不要脸？！

　　《新民周刊》：的确有点过。很想和您对骂，你个宁夏佬，法西斯！……不过一支队伍也毕竟被您带出来了。

　　康健宁：呵呵。

　　《新民周刊》：接下去做什么？下一轮的“黑球”在哪里？

　　康健宁：大型纪录片《孔子》。还是围着黑球打。你刚才提到了纪录片《阴阳》。很好。每当选择纪录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要看看那人背后站了多少人。《沙与海》中的牧民刘泽远、《阴阳》中风水先生徐文章的背后，站着十几亿的中国农民。

　　而孔子的背后，站着的是几千年的中国人。那里有整座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