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每年开两次新闻通气会，多年来的惯例，会给受邀的媒体记者准备一份礼物。大约两三年前起，这份礼物用同一种形式固定下来，而且非常得体：一张充有300元金额的“中国电影一卡通”。所谓“得体”，因为卡里的钱必须贡献给电影票房；如果记者们拿去送人，还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既然政府机关的公关开销是回避不了的现实必然，这样的方式真是聪明又在理。

　　2009年初的电影局通气会，记者们收到的“一卡通”里不是300元，而是500元。在公司纷纷裁员、国企高管降薪，全社会似乎都在缩减支出的时候，莫非电影市场反倒格外红火？当然，电影局礼物变厚与电影市场利好之间未必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但从年末开始，电影院的确火了。

　　2008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43.41亿元，比2007年增长10亿多，而12月的收入超过了5亿，电影局表述为“井喷式增长”。一位官员透露：“ 电影院出奇地火爆。有上面领导的子女买不到电影票，都反映到我们这儿来了。”“除了中国足球还算正常，一切太不正常”的2008年，的确不大可能成为电影的好年景。太多的非常事件牵动着国人的心绪，看电影、关心电影的闲情实在有限；另一方面，对中国形象格外重要的一年里，电影审查的收紧又是业内公认的现实。这样的情形在奥运会之后得到些许缓解，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电影成为相对经济的城市消遣方式，虽然中国的电影票价仍然不便宜。

　　审查最严格时期

　　广电总局网站的“政务信息”里，2008年第一条“工作通知”的内容，是处理了一部电影。1月3日发布的这条通知，宣布吊销了电影《苹果》的公映许可证，虽然这部电影其实已经从影院下线了。处分的主要原因，是制片方把影片放到互联网上传播以及出版影碟的时候，擅自使用了带有“色情内容片段”的“原版 ”，而不是删减后通过审查的内地公映版。

　　3月3日，广电总局重申了电影审查标准，要求在电影的备案、制作、审查、公映等环节严格执行。不久传出演员汤唯“下课”的消息。香港影人吴思远对媒体说，不少同行向他反映“剧本审批难，拍摄工作受阻”。尽管2007年在内地上映的已经是“洁本”，《色，戒》的“后遗症”还是在2008年发作了。

　　曾经计划2008年“5·1”档期上映的《疯狂的赛车》，等“意见”等到年底，映期最终推迟到了2009年1月。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也被要求修改部分台词。“如果是往年，这样的台词应该都能过，但是今年不行。”导演冯小刚接受采访时说，“审查这样紧，我觉得和《色，戒》后来挨批评有关系。审查尺度松大了，反弹回来的劲儿特别大。”

　　近日在香港举行的海峡两岸及香港导演研讨会上，中影集团副董事长江平道出了《色，戒》挨批的真正症结：“它的问题不在‘色’，而在‘戒’。‘戒’就是底线，是民族情感。两个镜头有问题，一个是汤唯那句‘快走，快走’，第二个是汤唯被处死时还在那里哭哭啼啼。”

　　北京电影学院的郑洞天教授把2008年至今定义为中国电影经历的“后《色，戒》时代”——近几年来中国电影审查最严格的时期。

　　冯远征第二次在冯小刚电影里客串了一个“娘娘腔”的角色。上一次是《天下无贼》里的火车劫匪，这一次在《非诚勿扰》，他作为葛优的前同事去应他的征婚之约，葛优有句台词：“我又不是同性恋——难道你是……”

　　“卫生部不把同性恋划为精神病已经三年多了。虽然民众中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一存在，但是小刚导演把电影可以表达的内容又推进了一步。”郑洞天夸奖冯小刚的聪明，也是在说明审查尺度仍有进步。

　　香港电影的香港版与内地版继续着由来已久的“分歧”。在香港，《神探》的结局是警探安志杰打电话叫来妻子，伪造现场瞒天过海；在内地，是安志杰拿起电话向警局自首；在香港，《文雀》的结局是完成了善举的四个扒手骑单车笑着上街“开工”，在内地，同样的画面却是画外音说：“我们决定去自首。”

　　中国电影公司副董事长江平举2004年尔冬升导演的《旺角黑夜》为例，指点香港影人，审片能通过的关键就是“不左不右，左右逢源”。原版影片中张柏芝有句台词，“我从湖南来的，我们村里穷”，最终改成“我从南洋来的，我们岛上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