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当事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天津   

　　“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经由拍电影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再进一步讲，还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小川绅介，一代纪录片大师、一位超级“说客”，他眼里的纪录片工作的使命。

　　2007年10月，“遭遇”小川14年后，冯艳翻译的小川演讲谈话录《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出了简体中文版。此时她已经“收割”了自己的电影，就在这个月，第10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她的作品《秉爱》荣获了“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追寻幸福的旅程远没有结束，半年之后她又去三峡继续她的故事。她去年的计划，一个是完成纪录片《长江边的女人们》，另一个就是翻译一本关于纪录片的书。

　　有时冯艳会怀念当年“迷茫”的自己。

　　“那阵儿挺纯粹的，呆了好几个月都不知道要回看一下，不记得自己拍了什么。现在目的性太强。那些我想得到的东西太轻易地得到了。初期拍东西也许我拍了10个小时，只有20分钟完整的段落可用。现在一切都来得太顺利了，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每次从乡下回来她都觉得特别放松。“因为不用掩饰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乡下。为了让对方更多展现，就会克制自己暴躁的一面或者掩饰自己的观点。”

　　到现在还没放弃拍摄，是因为“我还想知道某些东西、寻找某些东西——自己心灵里缺少的那些东西”。

　　《收割电影》里，小川绅介导演说，拍纪录片实际上是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

　　冯艳在她的博客回应：“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当事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野中，小川

　　我原来在日本上学。1992年，一个朋友让我去东京当翻译。当时东京有个“亚洲国际报道”，一个摄影师团体，举办一个摄影展。他们邀请了吴文光，他刚拍完《流浪北京》，我给他当翻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因为当翻译，认识了他们那个负责人野中。他有意培养一些亚洲导演，认为在日本看到的亚洲报道都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他对中国感兴趣，问我有什么可拍的。我跟新疆大学一个研究哈萨克的老师挺熟的，就带他去了新疆。

　　那个老师研究了50年哈萨克的历史，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文革”受了很多罪。野中拍完他，又拍了他的夫人。老学者在监狱呆了很多年，出来之后就恨不得在有生之年把这研究搞好，很少有时间理他夫人。一有外人去他们家她就特紧张，因为跟她无关，但这些人她还得伺候。野中采访她聊了6个小时，那天下着大雨，他的手法就是让她尽情地说。老人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了，话题岔开去，说了很多她人生中也许跟这个采访无关的事，也很有意思。等都说完了，她脸上是如释重负那种表情。因为她释放了，头一次有人听她说些什么了。

　　93年的时候，正好有“山形”。他就说，哎呀，咱们一起去看电影，路费住宿啊什么的我给你出。其实是他领我走入这个行业。那阵我是留学生嘛，只拿了一点奖学金生活。那些天在山形看了很多片子，眼都红了，挺震撼的，从来不知道纪录片怎么回事儿，去了以后觉得，哎呀，纪录片比故事片还好看。

　　为了纪念发起人之一、前一年刚去世的小川绅介，1992年山形影展特别开设了小川纪录片展映单元。由评论家山根贞男根据小川生前的演讲谈话编的《收割电影》同时问世。冯艳被小川深深打动，忍不住向来参展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吴文光、郝智强和段锦川讲述书里的“红蜻蜓的故事”。

　　“有一个单身的老爷爷，这个人上了年纪，还是个酒鬼，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有一次到了割稻子的季节，学生们就去帮老爷爷割稻子。学生们年轻力壮的，叭叭叭地割得很快。那时候，三里塚的庄稼地里有好多红蜻蜓飞来飞去，一片美丽的晚秋景色。我忽然间发现，那个老爷爷弯着的腰上落着一只红蜻蜓，再看看学生们的腰上就没有。我当时吃了一惊，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个老爷爷的腰很稳，纹丝不晃。就是这么回事。”

　　吴文光他们被深深打动了，怂恿冯艳翻译此书在中国出版。郝智强回国后就跟出版社联系，可惜没有结果。后来，小川摄制组制片伏屋博雄向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提及，焦雄屏联合朱天文等人奔走，远流出版社赶在1995年山形影展之前出版了冯艳的译本，书名定为《小川绅介的世界》。

　　为了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小川绅介的团队在那里住了15年，和农民一起下地种水稻，“成天在田里溜达”。有一天，小川的朋友土本典昭(日本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水俣系列”讲述工厂排放有毒废水进入水俣海域致使居民汞中毒的事件)到牧野去玩，小川邀请他到他们的田里去。走着说着忽然发觉，他已经下到田里去了，而土本站在田的外边，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时小川就想：这回没问题了，我们现在能拍农田的电影了。

　　冯艳在京都的房东特别喜欢摄影，在他的引导下，她也开始拿起摄影机拍东西。

　　她的第一部纪录片是跟着“关西日中友好恳谈会”去湖南帮助失学儿童时拍的(在日本她还做了很多年志愿者)，说的是桑植县三漤子村村小的18岁女教师和她教的十几个孩子的故事。那是个要走几小时山路才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老师肯来，村长不得已，让初中刚毕业的女儿当了代课老师。

　　“桑植离广东比较近。后来很多广东大款往那儿投资或捐款，比日本人捐得多。又离旅游景点张家界很近，就越来越富。现在桑植老县城都有麦当劳了。”

　　初识秉爱

　　从天津坐火车到宜昌，乘船逆流而上，湖北省秭归县离三峡入口不远，这是诗人屈原的故乡。桂林村这样的小地方，上去的大船一般不停，只能先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下船，再坐小船去那儿。当年，冯艳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现在建了公路，从宜昌坐车到茅坪一个小时，再从茅坪上去，两个小时就到了。

　　1994年夏天，冯艳第一次来到这里，半年前她从朋友那儿得知三峡工程获批的消息。带着小川纪录片的余温，原以为突然被改变了命运的农民们“即使不抗争也会为失去家园痛哭流涕”，不料竟是一片欢呼之声。这里实在太穷，长期以来，为减少水库建设所造成的损失，政府限制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建设，移民，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为得到补偿款，有的人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流行的说法是“要想富，下水库”。农民陆续外迁，带头走的还会有奖励。因为地里有一些庄稼还没长成，有的人家，丈夫就先在外面安置下来，妻子在家里把庄稼收完，到年底把猪杀了卖了再走。

　　冯艳觉得不安，她朦胧地知道自己要拍三峡，可是拍什么呢？再者，虽然拿了个日本的记者证，她还是没有“身份”。那一阵，就那么漫无目的地晃。有天逛到了一个小市场，一个老太太闯进镜头，冲她说了一大通，还让她上家里去。她一句话也没听懂，还是去了。后来知道，老人和老伴分居，许多年不说话。儿女们觉得妈妈倔，喜欢爸爸，都不管她。老人很孤独，对她来说冯艳是个可亲近的人。

　　刚开始我拍她特别多，她会告诉我：明天几点几点我要下田，你来找我啊。或者几点几点我一直在家，一定要来啊。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拍另外一个年轻人，去她那儿比较少了。过年的时候她就过来找我了：你这些天为什么不来？她给我看她的牙，你看，我花150块钱镶了副牙，就等着你来拍了，你怎么就不来呢？

　　那天我还没起床，赶紧拿起机器，那奶奶咱们现在就开始拍。拍什么呢，您给我讲点什么。然后她就说，啊——她就学电视里看过的东西——你看，我们都是托毛主席的福，才活到今天。

　　冯艳渐渐明白了，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先拍了茅坪，明渠改道工程要从那个村子里经过，那里的农民最早搬迁。然后她来到桂林村。

　　一天，有个男人来找冯艳，想要她拍张照片，从长江对岸拍桂林村的全景，说他可以给钱。冯艳说，你给我留个地址。那人就在软烟壳纸背面写了一个地址——那是冯艳第一次见到张秉爱的丈夫。

　　最初她拍得更多的，是秉爱的邻居“舅妈”，但秉爱的与众不同渐渐把她吸引住了。其他的农民看到冯艳手上的摄影机，都管她叫“冯记者”，念叨着：你这个拍完在《焦点访谈》放放，兴许对我有点好处。秉爱从来直呼其名，从没追究过冯艳是什么人，这让冯艳感到亲近和平等。

　　张秉爱一家4口。她和丈夫熊云建结婚前“从来没有走过一起”。秉爱这样说她结婚的情景：“你看，我8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结婚的，我八月二十五还在坡里种豌豆。八月二十六晚上还要酬客，坐了一二十张桌子。第二天我要当新娘子了，二十六在家里做菜。我外婆是主厨子，我妈和我舅妈是帮厨子，饭厨子就是我一个人。晚上一二十张桌子的饭，完全都是我做出来的，我还帮忙洗菜切菜。你说，我第二天就要当新娘子了，二十六晚上两点多钟了，我外婆才说，张秉爱，你还是睡一下去。我两点钟睡，睡一会儿，4点钟又起来。外婆说，儿要起来梳头洗脸呵，收拾清白穿衣服。”就这么结了婚。

　　熊云建身体弱，儿子昌文、女儿灵芝都在上学。他们家的地还不到一亩，秉爱和丈夫就去开荒。山崖上种地容易被野兽糟蹋，他们还是没完没了地开。秉爱不想外迁，她只想就地“后靠”，继续生活。

　　1996年4月1日，桂林村贴出了第一批外迁移民名单，共310人。

　　1996年6月1日，桂林村第一批移民外迁至下游120公里处的董市镇，共4户，21口人。竹筐、提篮、锅子、童车、桌椅、扫帚……以及多少年的琐碎记忆，与他们一同上了船。有人在船头点起鞭炮。

　　第一次搬迁前，冯艳一直住在村公所。后来那里虱子太多，实在住不了，就搬到“舅妈”家的二楼去住——那是放杂物的地方，虱子、跳蚤、耗子一样不少。“我每天晚上拿一个棍儿睡觉，一听到‘簇簇簇’的声响就‘啪啪啪’拍床，也不睁眼，就下意识的。以前有点东西就受不了。可那阵就觉得很正常，接着睡，不当回事儿，满身都是虱子。”拍完第一批移民外迁，她已在村子里呆了3个月了，马上就是洪水季节，再不走，乘小船就危险了。满身的虱子钻心地痒，衣服煮了好几次，还是没用。她决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