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校长

　　1908年，司徒雷登担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爆发后，司徒雷登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8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就合并达成一致。在选择校长人选时，司徒雷登被认为是“非他莫属”。

　　美国的教会领袖罗拨·史庇尔对司徒雷登有以下评价：他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也在推荐词上说：司徒雷登的才华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对这项任命有过自己的评判：“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

　　当时，司徒雷登的许多朋友都认为那两所教会大学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司徒雷登不要去。冰心先生的老师包贵思女士在她撰写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尽管司徒雷登内心不愿意去当那个大学校长，但他还是走马上任了。在他看来，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为中国服务，这与为自己的祖国美国服务没有区别。1919年6月，司徒雷登抵达北京，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正处“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高潮，已经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6月8日是计划与学生正式见面的日子，也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那一天被捕的学生被释放，燕大学生都顾不得欢迎新校长，而去大街上欢迎那些被释放的同学。

　　1998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时，他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1919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他准时出场，但学生一个未到。学生们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文化，全部走上街头领导‘五四’运动去了。我读到这个故事后，希望今天当我走进这个礼堂时，会有人坐在这里。”

　　司徒雷登接手的大学实在过于简陋：五间教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此厅也兼用于开会，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一座两层的厂房，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需要马上更换校址，否则难以发展。司徒雷登开始募捐，却屡遭白眼。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寻找燕京大学新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成为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陈树藩被司徒雷登这位美国人的举动所感动，他只要了六万大洋就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而且把其中的两万元捐给大学作奖学金。

　　筹款成为司徒雷登的主要事务。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大约募捐到250万美元，成为燕京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司徒雷登同时向中国的军阀、政客、名流募捐，其中包括段祺瑞、颜惠庆、冯玉祥、梁启超等。

　　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号称“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当场就把随身带的一百美金捐给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地捐了二万美金，并把儿子送进燕京读书。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向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募捐的情形。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从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大学拨款6万元，并从“庚子赔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从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中，司徒雷登至少募集了2000万元经费。其中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约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有了新校舍和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又全力聘请名师到学校执教。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司徒雷登了解到1914年去世的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并由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来管理这笔基金。司徒雷登说服了基金管理者，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1935年，燕京大学已经享誉海内外。但司徒雷登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部门对燕京大学却重视不够。一次，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安排了一次演讲。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聆听了司徒雷登的演讲。从此以后，燕京的毕业生成为政府部门招聘时的优待对象。

　　司徒雷登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晚辈，他能够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每个新学年开学典礼，司徒雷登总会挨个与新生握手，并俯身询问他们的姓名。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决定让燕京大学留在北京。他在燕园升起美国国旗，又在校门上贴出公告，不准军人进入。司徒雷登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抗日刊物以及各种进步的刊物却能够在燕京大学正常出版。由于司徒雷登的兼容胸怀，抗日救亡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游行队伍里的燕京大学师生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对此感到不解。但他在1955年立下遗嘱，毅然选择火化，并希望将骨灰葬于他一手创办的校园，与夫人为伴。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辞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如今，燕大墓地早已改作社区体育活动场，只有周围的松树林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