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心迹

　　1946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希望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并希望自己的学生兼朋友傅泾波继续当他的助手。杜鲁门同意了他的要求。

　　各界朋友在北京为司徒雷登举行了欢送会。会上，司徒雷登突然发现了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司徒雷登在即席发言中说：“胡适先生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辞去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而在私下里，司徒雷登则对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这段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显示出他的矛盾心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性开始暴露。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部分与会人士对国民党政协代表特别是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进行剧烈的人身攻击。司徒雷登在驻华报告中认为：“根本症结在于，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决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立法负责)为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同样，政协地方省宪的概念，也与国民党高度集权的国家统治理念格格不入。”

　　由于以上原因，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大”不得不延期至11月12日。国共内战也因此重开。10月11日，蒋介石宣布“制宪国大”如期举行，以迫中共屈服。司徒雷登认为这反映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倾向”。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讥讽与会的青年党、民社党及多数无党派代表为“民主花瓶”。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这在外国驻华大使中极其罕见。司徒雷登说，这一声明“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赞成”。

　　司徒雷登说：“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

　　司徒表示，为了人民的利益，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民主，司徒认为：民主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民主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访或公正报道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

　　有材料显示，在“行宪国大”筹备期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

　　1943年2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召开民主同志座谈会。抗战胜利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分别成立。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83岁诞辰日)，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李济深致辞表示：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强调三民主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同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介石将失去权力。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他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子文)合作。

　　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14日的《报告》认为，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民革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中共进行了协商。司徒雷登认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司徒雷登表示，如果在中国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司徒雷登甚至打算与中共高层接触。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请求授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中共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大使馆内当时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

　　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助理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与黄相见。在交谈中，傅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决定，中共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滞留南京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5月10日，毛泽东指示中共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中共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议。

　　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司徒重访北平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表示：“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7月2日，美国国务院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大使，司徒雷登并不称职。他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因此书生气十足。比如，他请罗隆基向周恩来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他可向美国政府建议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是明显的例子。他对中国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他甚至想在返回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司徒雷登的言行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他将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到台北履新。

　　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后郁郁寡欢。美国国务院向回国的司徒雷登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曾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在他的助手傅泾波在美国的家中，每月靠教会补贴的600美元度日。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在遗嘱中表示，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并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这两条遗嘱均已如愿。(本稿件完成过程中参阅了《司徒雷登日记》、《司徒雷登自传》、《司徒雷登传》、《司徒雷登与西湖》、司徒雷登大使《驻华报告》等书籍、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