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可以受委屈的人

　　南方周末：一个圈外人，进入影视圈难吗？

　　冯小刚：对我们一般初入行的人，开始比较在乎圈内前辈的认可，但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圈内的人的评价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观众对你的认可。圈内人不认可你，你该出来你也出来。

　　因为圈内人的认可，有很多时候都是两面话，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这个圈里头的人和其他行业一样，有一些人是真心的对一个新人的出现，他持扶持、赞赏的态度，还有一大批人，你跟我没关系，就进影视圈当导演了？他甚至有一些嫉妒成分在里面。

　　南方周末：哪些人是你的贵人，对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冯小刚：一个人能够把事情做成的过程中，你肯定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扶持，这是肯定的。比如我，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关键时期，在关键的环节上，遇到了一些关键的人物。比如说从剧本上，王朔、刘震云、刘恒，这些第一线的作家，还是给我输送了很好的剧本。其实还输送了一种他们在文学上对电影非常有影响的理念和思想。

　　从制片这一块来说，比如说像郑晓龙，他当时是我们的中心主任，破格使用了我、赵宝刚等人，在做导演这件事上，使我入了这个门。

　　再比如说在我连续几部电影、电视剧作品被枪毙之后，我也赶上韩三平和张和平这两个关键的人物，他们非常看好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支持我的片子能够顺利地通过，能够问世，这也是很关键的。

　　在我后来拍贺岁片的这一段时间，王中军、王中磊这兄弟两人，也非常关键，有他们俩这样从财力上强有力的支持，让我能够拍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不是像那些制片人，仅仅为赚钱，就会跟你说，“小刚，你就拍喜剧，拍喜剧，还是拍喜剧”。

　　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实际上都不希望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它是一个创作，你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你希望能不断地尝试不同的方向，做不同的作品出来。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制片人，他相信你，他愿意下这样的赌注。所以，在我的每个环节、每个时期，都有非常好的有力量的人，来托了我一把。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努力呢？比如善于受委屈，为人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冯小刚：当然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这么多年走过来，肯定是有很多的挫折、关卡，有些人就会容易灰心，丧失信心，我不干了。他受不了这个气，也受不了这委屈。

　　我是可以受委屈的人，没问题。遇到对我不公正的时候，有挫败感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我开始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脑子里想，小子，你等着看，我一定就把这事情给做成了。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导演，在电影上你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冯小刚：我觉得中国电影的题材更宽一点，更多样一点，风格也应该更多样一点。我理解，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长期以来，它习惯了把关，审查，否则的话他们不踏实。但我们从一个民族电影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更长远地看，我觉得这种审查，这种把关，如果过于僵化、教条的话，对电影的创作是十分有害的。

　　我很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哪怕我没有赶上，我希望看到年轻导演能够遇上一个真正的思想解放，使中国电影呈现出非常的活跃、多样、丰富。

　　南方周末：再来一次改革，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冯小刚：粉碎“四人帮”这么多年了，其实这种“左”的思想遗毒还在，就是有一些望文生义的、听起来都非常可笑的那种审查意见。我希望领导们能够有更大的智慧，想一想怎么把中国电影搞上去，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怎么样才能够丰富多彩。我觉得特别高层的领导，他们真的是有科学发展观的，我这还真不是吹捧他们。

　　比如说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人也在问我，“导演，你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不是说你自己说我是国际电影节，我就是国际电影节，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一个电影节不能说就是你习惯看的东西，它应该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电影，它们都到这儿来展示导演的创作和才华，你这个电影节才能有影响力。按照现在这个思路做的电影节，无论你招待得再好，你做的外部的这些东西再像那么回事，它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

　　我们这个国家在走入市场经济之后，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但是经济起来了，在文化领域却是滞后的。我希望文化领域能够加速发展，思想改革，对外开放。如果我们今天谈梦想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

　　南方周末：去年的时候，刘震云说，《温故1942》有上马的可能，为什么还没有提上议程？

　　冯小刚：震云在有些方面很成熟，在有些方面很幼稚，他写《温故1942》，他能够写得非常地深入、非常地大气。但是关于《温故1942》能不能够通过这个问题上，他又表现得非常地幼稚、非常地单纯。我没有他那么乐观。

　　我曾经像他那样乐观，以为可以拍了，但后来我知道，不太可能。有些人认为，所有消极的东西都不是好的东西，都是不应该拍的。

　　可是，你看看《红楼梦》是积极的吗？《红与黑》是积极的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积极的吗？它们都是消极的。如果你用积极和消极来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是欠妥当的。

　　我承认，积极的也有好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都是不好的。当你来拍一个电影，让别人了解、认识这个民族的时候，他可能是用一个这民族的灾难，让你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民族。它的方式不见得是积极的，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它是积极的。

　　其实，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一直拍那种贺岁片，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跟我的电影作品比较远。但是我觉得，凡事还得有点良心，我应该说点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