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人放弃高考背后农村家庭不堪学费重负

　　核心提示

　　2006年3月14日，重庆市涪陵区招办公布的一条信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06年，该区参加高考报名的应届毕业生有4296人，另有541名高三学生没有参加高考报名，占高三应

　　涪陵区招办在“部分高三学生放弃参加高考的情况调查”中说，“如此多的高三应届学生放弃高考，在我区从未出现过。”

　　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下，“十年寒窗”就为那“一朝中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学生临阵弃考？

　　记者调查发现，涪陵众学生弃考的背后是农村家庭不堪教育高收费重负。

　　涪陵地处长江和乌江的交汇处，素有渝东南大门之称。

　　这里的地形以低山和浅丘为主。2004年年末，全区人口有111．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1．1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72．7％。

　　根据涪陵区招办统计的数据，在今年放弃高考的541名学生中，农村高中学生数量较多。其中，涪陵二中有104人、八中有11人、十中有39人、十二中有37人、十七中有30人……这些学校地理位置都相对偏远，农村学生居于多数。

　　学费

　　一座无法翻越的高山

　　18岁的她，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了考大学的梦想。放弃的原因是：一旦考上，她家根本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

　　18岁的陈红是541名弃考学生中的一员。她所在的涪陵八中这届高三，当初进校时有120名学生，随后每年都要流失十余人，现在只剩下了89人。

　　八中今年弃考的11人中，绝大部分学生是因为成绩差而主动放弃的。但陈红是个例外，她是有希望考上的，放弃的原因是：一旦考上，她家根本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

　　陈红的家位于焦石镇新井七社的一条山路旁：一幢破烂不堪的木质房子，屋里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1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虽然屋外阳光灿烂，屋内却十分阴暗。屋子的后半部已经垮塌，剩下断壁残垣，几根孤零零的柱子勉强支撑着前面几间幸存的房间。

　　“陈红这娃娃好想读书哦。”坐在院子里，陈红的母亲何兰讲起了已经远在异乡打工的孩子。

　　陈红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体育，接近1．7米的身高让她在大山里的孩子中间显得特别出众。由于家庭贫困，陈红从小就很懂事。她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要走近半小时的山路才能赶到学校，上完课，她中午还要赶回家给一家人煮饭，然后再匆匆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她还要干农活、煮猪草、洗衣服……

　　一天的劳累之外，陈红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她烧火的时候在看书，晚上睡在被窝里头都在看书。”说起娃娃读书，何兰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孩子越是刻苦，对于她的家庭来说就越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何兰掰起指头算了一笔账，家里有4个孩子和两位七旬老人。那一亩多地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口粮，除此之外就是圈里整天嗷嗷叫的两头猪。对于何兰一家来说，这样的经济条件要想供养一个大学生，“有些不现实”。

　　陈红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了考大学的梦想。那天正是高考开始报名的时候，陈红回到家，鼓起很大的勇气给家里人讲了想去参加考试。

　　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是一个迟早会面临的问题。家里人没有立即作出回答，而是给她“讲了讲现实情况”：首先是报名费，然后再到涪陵去考试总要花些钱，这些钱倒是可以向亲戚借点应付。没考上还好，万一考上了，也完全没钱去读那个书。

　　话说清楚了，陈红哭了。一家人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没过多久，陈红就和姐姐外出打工了。最近一次她带话回来说，她已经找了份工作，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的班，一个月能挣300块钱。

　　陈红的情况在541名弃考生中不是个案。涪陵区招办对529名放弃高考的学生进行了走访调查。经统计分析，有264名学生外出打工，有98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辍学在家。

　　涪陵二中弃考学生数量很多。记者见到该校张校长时，他的情绪比较激动。一名弃考学生的家长刚刚打电话向他发泄了不满，因为媒体对这个成绩优异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弃学打工的情况作了报道。张校长接受采访的初衷本是想通过公开报道来帮助这个孩子，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没有钱，农村娃娃读不起大学。”“报道也起不了作用，都是因为太穷了。”说这些话时，张似乎也在发泄某种情绪。

　　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陈红以及类似的很多学生弃考的现象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流失了大量学生之后，当地的一所学校曾经对多个家庭作过调查，父母都在农村务农的家庭，一年能攒下1000元就不错了，两人在外打工的，一年最多攒3000元钱。而现在，高等职业学校收费一年都是六七千。高职生出来还不一定就能够找到工作。

　　读书的花费越来越大，农村家庭在后面拼命地追，当他们发现即使拼命也追不上的时候，就只能放弃。即使他们不愿意。

　　打工

　　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

　　17岁的他，要是努力的话能考上专科，但他放弃了。他说不读大学就不用花一大笔钱，他学门手艺，跟读了大学的人还不是一样？挣的钱可能差不多。

　　仔细梳理流失学生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每年的元旦、春节期间总是学生弃学的“高峰期”。由于这个时间与高考报名时间比较接近，所以也是学生弃考相对集中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季节性”规律？涪陵八中党委书记邹友明对此很有感触。两节期间正是外出务工人员回乡的高峰期，人员的流动带来信息的流动，农村的孩子从这些回乡人的举手投足间、只言片语间都能感受到村外的那个让人向往的世界。这个时候，高三学生已通过会考拿到了高中文凭，两节之后又正是用工的高峰期。于是，很多孩子充满期待地加入了打工潮。

　　3月17日，焦石镇卷洞乡。17岁少年杨滨宇正在期待着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转变：从一名学生成为一名打工者。

　　杨滨宇个子不高，说话时总是露出羞涩的笑容。他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不算太差，可“要是自己努力的话能考上专科或者职高”的他却毅然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杨滨宇是在经过仔细的观察和计算之后作出这个决定的：

　　“读一般的大学没意思。花几万块钱读个专科或者职高，出来还是找不到好工作。我们那儿一个娃娃，专科毕业，一个月还挣不到1000块钱，还问家里头要钱。我又考不上本科，没有必要再读了。”

　　“现在没读了，在屋头耍。不可能一直靠父母养。准备过几天到上海去打工，那个地方有熟人。我们班六七个人都出去打工了。”

　　“搞个几年，学门手艺，跟读了大学的人还不是一样？挣的钱可能差不多。不读大学，就不用花一大笔钱。人家读大学花了几万块钱，说不定我在人家读大学的时候就可以挣几万块钱了。算起来，还是打工划算。”

　　杨滨宇的话不多，有时显得很幼稚。他的计算数据都来自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他想去上海。

　　涪陵八中党委书记邹友明面对过不少这样计算的家长和孩子。他去劝娃娃回来读书的时候，有家长就说：“读出来还不是给人打工，还不是挣不到好多钱，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邹友明反复想给他们灌输一个观点：没有知识，永远只有待在社会的底层，以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提高了，也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生活。

　　邹友明承认，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他为这些孩子的未来担心，为农村未来的劳动者素质担心。但他无法改变社会的现实：中国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者，“有把力气就能挣钱”。但对于农村的劳动力来说，这样的一份工作挣到的钱远远超过死守着那份土地的所得。这是市场的选择，无人能够与其抗衡。

　　作为教育工作者，邹友明和他的同行们看得更远，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邹友明痛心地说，这是“重视知识的观念还没形成”，是“现实让他们不得不目光短浅。”

　　在邹痛心的同时，焦石镇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力都义无反顾地外出打工了。其中就有他的学生。

　　大学

　　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满脸自豪与笑容的他们，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虽然钱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难题，但他们在期盼——等孩子毕业了，工作了，还债了，生活就“松活了”。

　　大木乡是涪陵区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在一些涪陵人眼中，对这个乡的印象大多是：原始森林、野猪、野山羊……

　　在大木乡，一幢4层楼的希望小学是全乡最漂亮的建筑之一。这是一位将军捐建的学校，让深山里的孩子都接受了初级教育。

　　乡里没有高中，要接受更高教育的孩子们只能到附近有高中的乡镇去。最近的学校要乘一个半小时的车。那个学校中，今年也有很多孩子放弃高考。

　　3月3日上午10点，大木乡希望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一次千人大会。那天，春阳高照，全乡6个村，来了1300多人，把操场挤了个水泄不通。

　　那天，大木乡党委和乡政府宣布了最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励读书”。从2006年开始：“每年对户籍是大木乡农村户口的学生，升入全国排名前10位高等学校的，奖一个学生5万元！”

　　“升入全国排名前100位重点本科大学的，每个学生奖励1万元！”

　　“升入其他重点本科大学的，每个奖励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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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乡副乡长潘仕强说，大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在30万到40万之间，每年都“入不敷出”，主要靠区上补贴。他说，政策出了，但由于大木乡的教育底子薄，短期内不会出现奖励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未来呢？他想了想说：“说老实话，我们把下面的事情办好了，上面总要考虑我们的困难吧。”

　　大木乡的新政策究竟能解决多大问题？一个财政底子薄的乡能否承担起孩子读书的重任？这都还是疑问。

　　因为，有些问题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有一个家庭很关心3月3日的那个千人大会——家住大木乡二组的魏永亮夫妇。

　　魏家在大木乡里比较特殊，不仅仅是因为家境特别不好，而是他家有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他家四处举债，艰难地供养着孩子们在外地读书。为了维持生计，魏家夫妇从二组搬到了乡上来，租了间房子开了个十分简陋的小卖部。

　　魏的妻子一直满脸笑容地说自己的娃娃，看得出来，她很为孩子骄傲。她说，小儿子刚刚来了信，要2000块钱学开车。她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再想办法去借。尽管在边远的山区，母亲也知道学车的钱必须给，因为“有了那个，以后好找工作”。

　　钱是困扰这个家庭的最大难题。两个孩子一年学费、生活费全部加起来一共要两万多元。除了这些“必须给”的钱外，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支出。魏妻说，女儿从专科升上本科，学校要收1万元的费用。家里八方去借，好不容易筹够了，给女儿送了去。“幸好她同学好，都去帮她说，后来又退了我们八千多。”

　　为什么会有这个费用？为什么会退八千多元？钱拿回来了很高兴，但这些问题魏家却没有搞清楚。“是不是乱收费哦？”潘仕强在一边分析。“搞不清楚那么多，反正娃娃能够读，学校又喊交，有啥子办法呢？”魏妻笑着回答。在她的观念中，孩子们读书是一个总额的付出，至于每一笔的道理，她搞不清楚也没法搞清楚。

　　在这种重负下，魏家正艰难地过着苦日子。他们有着自己的家庭规划：等两个孩子都顺利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都顺利挣到钱，全家再苦上个五六年，把借的钱全部还完了，就“松活了”。

　　山里的母亲不知道，山外面，求职就业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难题。

　　(稿源：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