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化名)的经历是现有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的又一例证。”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现有研究生选拔和培养制度不注重过程和出口控制，只注重入口控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将研究生的培养权和招生权统一。
熊教授说，研究生培养现在实行导师制，应该是导师对研究生招生、培养负责，但是
因为招生权和培养权事实上的分离，形成了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负不了责的现实。无论是北大贺卫方“罢招”，还是清华大学的陈丹青辞职，都是在“抗议”研究生招生权和培养权的分离。
熊教授说，高校没有招生自主权，就表明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招生自主权抱“不信任”的态度。一般来说，国家统考，比方说数学、英语、政治统考，学生都比较难靠“使手段”通过，但是专业课考试和面试，甚至阅卷，就给学生“使手段”留下了门缝。为此，有人提出研究生考试应实行全国统考，统一阅卷，取消高校出题权，就连面试也可以考虑取消。但熊教授认为，“国家与其给高校研究生招考一部分自主权，还不如放手给予完全自主权。”
他介绍，现在高校拥有两个不完全的自主权，一是专业课出题权，二是面试的自主权。高校里的教师，完全可以在规则体系下做手脚，还不用负责任。如果一个导师招到一个不好的学生，他也不用负责，因为该学生参加了全国统考，也参加了学校的面试，参与面试的教师也不只是一个人。如果这个学生很差，也是集体负责，带他的导师根本不用负责。他认为，如果一个学生是某个教师招的，就应该要求该教师对该学生的质量负责，学校和主管部门要做的是严把质量关，严控文凭发放关。如果这个学生没好好学习，毕不了业，该导师一定有很大的压力。这就把招生权和培养权统一在一起了。
连入口这么严格的制度都不能杜绝腐败，那么过程管理中如何规避腐败风险？
熊教授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也是一个悖论。现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考虑到教授们的意见——这么差的学生就凭考试成绩进来了，而我要的学生进不来，我怎么培养优秀人才；一种是考虑社会公正问题——考生考了这么高的分，凭什么不给他读书的机会。
对此，熊教授的解决的办法是，要么全部放开，要么一点口子也不开，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与其放任目前的问题出现，还不如放手一试。完全放手的风险并不比目前部分放权的风险高，至少能保证招生权和培养权的结合，保证一些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熊教授谈到，国外的高等教育制度主要依赖信用制度，国内则因为有关系网络，很多制度设计很难实现。因此，放松入门控制，严格过程控制，并不一定就能解决其中的腐败问题，但随着我国信用社会的建立，这个问题迟早要进入议事日程。 本报北京3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万兴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