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法大学捅破高招名额窗户纸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政法大学的招生名额分配方式的改革，使得中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第一次有了一个公开的可讨论规则

　　徐显明校长成功地把“两会”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2006年3月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教授透露说，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

　　具体说，该校今年的招生名额分配办法是：将2000个计划招生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各地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得出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这样，山东、河南、四川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将历史性地突破百人。

　　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历来，高校招生指标在各省的分配原则，都是不公开操作，而且，也是舆论界指责教育不公平的一个焦点简单说，在北京考大学和在河南考大学，录取比例会相差甚远，在北京，这个比例会比在河南高出许多。

　　徐的表态瞬间传遍全国。许多年来围绕着高校招生指标分配的争论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一步。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政法大学此举)是打破高考录取地域差异的破冰之举，使得中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第一次有了一个公开的规则。”

　　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就是考试与录取制度的改革，这么多年大家的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考试制度的改革上，而实际上真正要害的还是在录取制度上。”中国政法大学将招生名额分配问题提出，使得录取制度改革成为公众话题。

　　然而在3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主任刘琳琳对记者说，“前几天几十所高校的招办主任聚在一起开会，没有一个人提及中国政法大学改革的事情，问的也没有。”到记者发稿为止，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无论是北大校长许智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还是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都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类似的改革。

　　而南开校长侯自新、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宗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等虽然认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做法“是个好事”“应该得到尊重”，但同样表示本校没有这方面的改革。

　　3月21日，教育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政法大学提出要按照人口比例招生的问题，教育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集体讨论过。高等学校对于各个地方的指标分配，在教育部统一下达了之后，各学校再如何具体下达分配这些指标是学校自己决定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这种做法也可以视为一种尝试。

　　遏止不平等还是遍撒胡椒面

　　200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2000名的招生计划里，在京招生人数为185人，占该校招生总数的9%。中国政法大学在京生的这一录取比例，在北京的高校里还是属于比较低的。

　　2005年6月1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来自武汉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列举了他的调查：近20年来，清华、北大在鄂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每校每年招生不低于500人，两校湖北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五分之一；而湖北总人口是7500万，北京为1500万，是北京的5倍。

　　这意味着，湖北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机会，仅为北京考生的二十五分之一。

　　在同一考试试卷的时代，湖北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高160分，最高时高220分！

　　这个比例，也不是最高的。据新华社报道，北京1.7万个人中就有1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56.7万个人中才有1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相差33倍——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如果招生名额太少，必然造成录取分数线的抬高。

　　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另有过计算：2005年，北京几所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别是：北大17%，清华16%，北航13%，北京理工大学 11%。而同时，北京之外的几所著名高校，本地生源比例显然更大。温俊义的计算是：复旦44%，上海交大47%，武汉大学50%，南京大学55%，浙江大学61%。

　　2005年的“两会”上，洪可柱就曾经指出：“全国重点大学已退化成为地方重点大学，必须遏止这种不平等现象。”在那一年的“两会”上，他还曾经联合3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提案。

　　而本次“两会”上，徐显明最为铿锵的一句话是，“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参与了近20年高考招生工作的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分析这句话时，如此评价，“谁都知道啊，没有人说它不是中国的政法大学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样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的。”

　　孙东东说，这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在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一味考虑按地域人口来平分招生指标，结果就会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假如全国高校都这样做，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不同，遍撒胡椒面，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大滑坡。徐显明的这种炒作是没有意义的，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

　　政法大学还有难言之隐？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关于各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的确定方式，无一例外的答复是：按照历史惯例、报考人数、生源质量以及教育部的倾斜政策等。

　　而生源质量，在记者采访中，成为高校确定各省招生名额的最主要指标之一。但对这个指标怎么判断，迥然不同。

　　曾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中央教科所博士储朝晖说，“农村的学生与城市里的学生，差距最多表现在课程上，在智力上不会有任何差距。而课程上的差距那是极易解决的。”

　　来自网上的一个最典型的质问是：浙江有一个县级市镇海出过28个院士。这算是一个人家不是“高分低能”的权威证明吧？湖北大别山区也有一个“教授县”蕲春县。高校在录取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向这两个地方的考生倾斜呢？

　　杨东平教授说，“各地基础教育质量确实差别很大。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衡。”

　　杨说，不能够以单个学校的所在地学生比例来说明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央各部属的100所高校中，就有50多所集中在北京。相较于只有一两所中央直属院校的省来讲，50所高校10%的本地倾向与一两所高校50%的本地倾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何况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连一所中央部属的大学都没有。

　　就在“两会”上徐显明透露招生政策改革的消息后不久，中国政法大学各部门就得到校方低调处理的通知。但是校方宣传部门告诉记者，按省人口数分配本科招生名额从今年招生起就在操作了。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主任刘琳琳明确地告诉记者，四川、河南、山东等省招生名额会历史性地突破100人，而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则没有调整。

　　就在记者采访刘琳琳时，碰巧北京电视台也在做相关的节目。刘琳琳一再对录制节目的北京电视台记者表示，这次招生名额调整，会充分考虑北京的情况，不会对北京录取名额产生太大的影响。

　　记者追问，既然诸如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都会历史性地突破百人，那么哪些地方会减少数量？对此，刘琳琳未予回复。

　　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内部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之所以在此当口保持低调，与该校当前的校园拓建计划有关。

　　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本部，位处昌平，校园面积280亩，被政法的学生们戏称为袖珍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的领导班子一直希望能够为学校再拓展一下空间。这也成为徐显明在任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政法大学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告诉记者，中国政法大学曾极力争取新校址的建设能进“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在数年向教育部和财政部的申请之后，国家已经明确同意划拨2000亩地给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新校区。最开始的校址选在颐和园，然而最后与北京市协商的结果，却定在更远而显得荒凉的南口，而且面积被压成800亩。

　　这一说法在中国政法大学一部门负责人那里得到证实。

　　据记者所知，这中国政法大学的800亩新校园校区，到今天手续尚未完全落实。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忠洲 王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