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四人帮"垮台消息如何由官方传到民间(2)

　　3.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呐，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严寄洲回忆:我听说后，心想，“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4.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

　　农村。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

　　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文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原文出自2006年第9期《党史博览》；转载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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