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教科书改革：历史学界酝酿八年的进步(2)

　　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是上海

　　为什么一场在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推进，到了教育界，特别是到了大众传媒上，会让人们感到如此震动？

　　实际上，历史教科书的改变，并不只发生在上海，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我国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朱汉国担任组长。

　　“这次课程改革有两大背景。”朱汉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国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相继修订了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加大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识到，新时期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靠培养，培养首先就要从基础开始。而同时，国内的课程推进现状又不利于人才培养，比如历史教材就明显存在‘难、繁、偏、旧’的问题。”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岳麓版高中《历史》总主编赵世瑜的评价，这个“标准”是把“指令性的计划”，变成了“指导性的计划”，也就是说，过去是全国只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材，而现在，只告诉你原则。

　　“比如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爱国的人，培养道德健康的人……同时告诉你要描述哪段历史，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只要能达到课标的目的就可以了。”赵世榆这样描述新“标准”。

　　这样，目前在全国，已通过教育部审批的中学历史教材有12个版本，其中初中8个，高中4个。

　　朱汉国说，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竞争，能对教材形成优化选择。“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较少，有的教材使用的就比较多。哪个教材更能反映课标，哪个教材更符合史实，我们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地方。”

　　赵世瑜说，“新的教材体现了‘一元多线’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鼓励实践不读死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到了新的教材中。”

　　2004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开始使用新版高中历史教材；2005年，江苏加入；2006年，又有浙江、福建、辽宁等五省加入。而新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在2005年9月公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一线历史教师们：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历史课的改革，教材只是因素之一，处于教学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们的作用至关重要。

　　孙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课教龄，目前在青海省西宁市第十五中学担任初中历史教师，他要带八个班，每周教十六节课。

　　“新课标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已经用了三四年了。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史实’部分少了一些，所谓的衣食住行的部分多了。”孙刚说，这给他讲课带来了麻烦，他需要去额外去收集很多资料。

　　他还是习惯于旧教材。觉得以时间和朝代顺序作为主线索，史实比较清晰，系统性强，而新版教材，面太广，内容比较繁杂。“我看重民族主义的教育。”孙刚说，“我个人认为，哪怕把解放战争史完全删砍掉，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自家兄弟怎么争斗，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个民族的反侵略史，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这个是应该着重强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孙刚也承认，“对于历史课，现在的学生学起来相对容易多了，学生也更有兴趣了。”

　　而在江苏省沭阳县建陵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陈林对新版历史教材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告诉记者，过去的教材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讲，而现在的教材则采取了中外史合编的方式，中国外国合编到一本教科书上，主线则分别是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体例很好，我赞同这样的体例。”陈林说这样让他的教学线条更清晰，而学生的思路打开了，眼界更开阔，学起来也更轻松。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还用的是2002年的人教版的老教材。但是，该校的历史老师韩校却让学生们爱上了历史。

　　韩校告诉记者，他会把历史教科书中的素材，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讲。比如讲到洪秀全，他会告诉学生们，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莲，而广东当时是受西风渐进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但洪秀全受的教育，却是私塾的四书五经，是严格系统的封建教育。洪16岁时曾经务农，这经历让他同情农民，而他在科场屡试不第，是促成他走上反抗清王朝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这些环节，都与他及太平天国后来的结局有关，这样学生们也就可以自己判断出，什么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韩校说。

　　“历史课，我认为不是仅仅在传授知识，历史知识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认为，历史课是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它让学生具备一种阅世能力和洞察分析能力，从历史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将来会视野更广，心胸更开阔。”

　　在一份北大附中的学生们用英语制作的课程表上，他们特意把历史(history)用大写字母标出，以表达他们的喜爱。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袁野）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