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大学校长汉斯(图)

　　有这样一所大学，它没有老师，没有学生，也没有可容纳成千上万学子的校园，可是它的重要性，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它就是作为联合国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国大学。做了联合国大学10年校长的汉斯?金格尔认为，许多大学的研究非常远离现实，而他的工作就是使联合国大学更加贴近现实。文／庄清湄 梁轶雯(实习) 图／彭辉

　　“帮助解决联合国、各国人民和会员国关注的紧迫的全球问题”，在这样的宗旨指导下，作为联合国“智库”的联合国大学已经存在了30多年。和我们常见的大学不一样，联合国大学不招收学生，而是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进行研究和交流的场所。

　　在这30多年间，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一样，联合国大学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和责任、世界经济的新趋势、维护全球生命的体系、人口资源与福利等5个领域，通过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6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缅甸人吴丹，积极主张建设一所符合联合国宪章、能为人类和平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真正的国际性大学，1972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联合国大学的决议，1975年联合国大学正式成立于东京。2007年5月底，已经做了10年联合国大学校长、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汉斯?金格尔(Hans J.A. van Ginkel)，在上海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

　　B＝《外滩画报》

　　H＝汉斯?金格尔

　　不是大学的“大学”

　　B：联合国大学与一般的大学不同，没有老师与学生，而是一个联合国管理下的研究机构，那么最初为什么要起名为“大学”？

　　H：因为“大学”代表了教育与研究的结合，代表了独立自主。由于是联合国下的一个机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机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完全独立的，我们可以自由客观地发表意见。

　　B：这所“大学”主要研究些什么？

　　H：世界上已经有两万所大学遵循着日常教学训练，但是只有一所联合国大学，所以我们一直在问自己：联合国大学应该办成什么样？答案就是：我们所做的研究应该是建立在联合国所讨论的话题议程之上的，我们不做生物、数学、语言研究，我们所做的是有关全球定位的研究项目与教育项目，同时必须要非常贴近实践，许多大学的研究都非常远离现实。

　　B：能具体说说吗？

　　H：例如，我们研究如何帮助一个暴力国家消除暴力、巩固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会因残酷的过去而延续仇恨和哀伤，我们应该帮助这些人忘记过去、面向未来。环境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在“上海论坛”所讨论的城市的未来一样，许多人依然觉得城乡之间存在矛盾和对立，他们不知道不久以后大部人分都将生活在城市里。现在日本已经有9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从世界范围来说，未来20到30年，2／3的人口将集中于城市。在接下来的30到50年里，将会出现20亿的新城市人口。地理、建筑社会科学、经济生态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对城市发展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B：作为联合国大学的校长，你的工作与普通大学的校长有什么不同？

　　H：我曾担任荷兰最大的大学Utrec

　　Ht的校长长达11年，Utrec

　　Ht还是欧洲排名第六的大学。我现在的工作和在那所大学里的区别是，现在我更多关注于联合国所关注的问题，不像在大学里研究医药、物理、语言，甚至神学。在联合国大学里，我的工作都是和联合国的议题有关的，如维护和平、平息冲突、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感觉这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在联合国大学，我所做的工作与现实更加贴近，更加偏向外交、政治化。

　　联合国的“智库”

　　B：联合国大学被誉为联合国的“智库”，那么在过去30多年里，联合国大学为联合国提出了哪些重大的建议？　

　　H：今日的一些联合国所关注、被世界所接受了的一些新的概念，有很多都是从联合国大学中发展而来的。比如，联合国刚建立时的目标是推动和平与进步，当时的进步是以经济发展来衡量的，而经济发展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但同时，如果不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无法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们在1980年代早期就引入了人类发展这个概念，告诉人们“进步”并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提高那么简单，还包括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寿命的延长、人们的空余时间增多等。接下来，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并不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就一定能消灭或减少贫穷；经济增长和财富在人群中如何分配是两个问题。以安哥拉为例，安哥拉生产更多的

钻石并用于出口，从经济角度看安哥拉的经济确实是增长了, 但是钱仅仅流向少数外国人或者国内一小部分人，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所以安哥拉仍然很穷。

　　B：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安全方面呢？

　　H：许多人认为联合国是解决国家间问题的组织，但是当你回首过去20年，其实很多人是死于国内的暴力事件，而非国家之间的，所以国家之间的安全也许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或者说不如市民的人身安全问题来得重要。这意味着安全问题应由国家层级转向市民安全层面。要想了解人们的安全如何，就需要关注贫穷、饥饿、传染病、母婴健康、儿童未成年怀孕、国内不同经济团体间的冲突等等问题。有许多造成个人不安全的原因，事实上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提高生活质量以保证人们的安全。

　　关于“可持续发展”

　　B：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大学的一大主题，距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已经有30年历史。你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30年来的发展是如何看待的？

　　H：我非常开心，因为人们渐渐开始接受并谈论这个概念，我们在向这个方向前进，联合国大学在中国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在云南省进行土地可持续管理的工作，如何平衡食用农作物与工业用农作物之间的关系以保证收入，如何在维持土地承载量的同时也能保持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在特定领域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非常好的例子。

　　B：我想要知道更多与中国政府组织合作的有关的工程项目。

　　H：我刚才和你提了云南的项目，这是非常有趣的。也许我们最重要的项目是在澳门建立的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由中国澳门地方政府、葡萄牙和中国政府资助，对发展中国家很有利。研究成果能够在实践中支持政府办公电子化，使用通信技术来进行政府管理。另外，我们也在讨论让

复旦大学成为联合国大学的一个相关组织，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特别是关于

太阳能的问题。“我知道联合国大学是干什么的”

　　B：联合国大学是一所非常伟大的大学，但是我觉得它与常人的距离挺远的，许多人不知道联合国大学，如何提升联合国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力？

　　H：我问日本人，东京大学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孩子们去那里学习，东京大学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他们不知道。基本上，大学是高水准的，努力传达知识，所以普通人通常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可是我可以写出一大叠资料来说明联合国大学在干什么，一般的大学可能连我的10% 都拿不出来。我们与联合国的工作如此相关，我们的许多工作都牵涉到联合国面临的问题，我是这所非常好的大学的校长，它与实践联系得很紧密，比其他的大学都要紧密。

　　B：5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任命了新的联合国大学校长，而你将在今年9月1日离开该职位，作为第四任联合国校长，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H：在制度层面，我觉得我建立了很好的制度，这有助于提高我们以后工作的可行性。在实践方面，联合国大学与联合国结合得更为紧密了，支持联合国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个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更有影响力了，同时从学术角度看，我们的项目也变得更为有趣，但依然存在不足，这些不足就是：我们的规模太小了，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个组织。比如，许多国家都对联合国大学有期望，但是联合国大学的资金来源不足，很多项目开展不了。只有资金来源充足时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要为联合国大学寻求更多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