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访谈：死亡观念期待革新

崔以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徐勤：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人口统计调查室主任

　　每个人都需要临终关怀，让患者没有痛苦地走完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崔以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勤：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人口统计调查室主任

　　2005年重阳节前夕，北京某临终关怀医院为老人添置了精神治疗的新玩意——一辆黄包车，老人喜笑颜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临终关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说熟悉，是因为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词；说陌生，是因为对它了解很深入、接受过相关服务的人太少。

　　实际上，临终关怀是随着对弥留阶段人群

　　一方面是对临终关怀的不重视，另一方面却是它对人民生活、社会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专家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临终关怀之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崔以泰，以及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人口统计调查室主任徐勤。

　　什么是临终关怀

　　问：临终关怀的具体概念是什么？

　　徐勤：临终关怀主要针对濒死者，包括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生理、精神和经济方面的全方位服务，不以治愈疾病、延长生命为目的，而是通过缓解病痛来给患者安慰，提高人生最后一站的生活质量，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

　　崔以泰：每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疾病痛苦。目前临终关怀主要就是针对处于不可逆转疾病末期的患者，如癌症、瘫痪、尿毒症等，进行医疗、护理、心理咨询和社会服务，在国外还包括宗教帮助。

　　问：临终关怀应该怎样开展？

　　崔以泰：经专家诊断，生命期限在6个月以内的人需要接受临终关怀，这是国际通行标准，95%的判断是准确的。包括4部分内容：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以除痛为主；护理——保证患者生活舒适；心理咨询——缓解患者面对死亡的心理压力，正视现实；社会服务——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入户服务和关怀。

　　徐勤：我去临终关怀病房看过，医院会请义务工作者与患者聊天谈心，很多人都反映，经过除痛治疗和心理安慰，感觉好受多了。

　　为什么需要临终关怀

　　问：最近几年，国内很多专家和媒体开始呼吁关注临终关怀。是什么让临终关怀受到大家的重视？

　　徐勤：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人需要：以前我们只关注疾病本身，缺乏对患者精神的考虑，现在很多人包括患者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二、家庭需要：随着家庭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寻求社会帮助。三、节约医疗资源：如今我们将太多的医疗资源用在已无法挽留的病人身上，这不但增加患者痛苦，还浪费了大量资源；美国有调查显示，在临终关怀上花掉1美元，会节约1.52美元的

　　崔以泰：在以前，针对人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专门的医学学科，但惟独对死亡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专业人员和机构做工作。我看到过太多的病人在临终前万分痛苦，甚至跪在地上求医生让自己安乐死。每到这时我就很难过，更觉得应该有专人来帮他们平静走完最后一段路。卫生部前部长陈敏章就专门提出，要提高临终关怀的重视度。

　　在我国刚刚起步

　　问：作为提供专业临终关怀服务的临终关怀医院在我国发展状况如何？

　　崔以泰：1988年5月，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副校长黄天中博士到天津医科大学访问，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临终关怀的概念。当年7月，我们就成立了全国首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1990年又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从这以后，全国各地的专家开始来参观学习，临终关怀病房在各地的一些医疗机构里建立起来。这是我国临终关怀发展的两个里程碑。李嘉诚先生于2001年在全国20家医院建立了宁养院，以送医到家的方式，开展临终关怀，被称为第三个里程碑。第四个里程碑是今年年初成立的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这是国家一级学会，可以说临终关怀正式得到了与其他学科平等的地位。

　　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是否存在差距？

　　崔以泰：临终关怀机构有三种形式：专门的临终关怀医院、医院里设临终关怀病区和病房、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服务的家庭病房。我国目前主要是第二种形式，第一种可以说没有，很多自称是临终关怀医院的机构其实只是开辟了一个病区。而家庭病房就更谈不上正规了，以我国目前的医疗资源和发展水平，要做到西方国家的程度还不现实。

　　目前临终关怀开展得最好的是上海，有70多家医疗机构开设专门病区，北京、天津各有十几家，很多都有上百张病床。但是，从全国来看，总体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我国的临终关怀开展16年了，只完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徐勤：我国目前开设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估计大约100多家，几千张床位，但是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却多达几十万，供需极不平衡。在美国临终关怀已形成产业，主要以入户服务为主，还有医疗救助产业支持。

　　什么在阻碍临终关怀发展

　　问：在我国的多年发展过程中，临终关怀遇到了哪些障碍？

　　崔以泰：我认为阻碍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不够，没有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主要靠一些有识之士在呼吁、奔走。上海的临终关怀之所以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得到了工会的支持。不过，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临终关怀已经被列入了医保范围。二是一些医院不愿投入力量去做，因为开展临终关怀，对医院病人的死亡率、病床周转率和治愈率都会造成影响，甚至干扰医院状况评定。于是，很多医院一看病人快不行了，马上就送他到急诊病房，而不愿意再花力气去发展临终关怀。

　　徐勤：我国发展临终关怀，面临几个问题：首先是缺乏战略规划，临终关怀事业应该纳入国家的卫生计划。其次是社区医疗发展滞后，缺乏完善的社区医疗系统支持。三是政策限制。临终关怀机构的设立门槛太高，和普通医院一样，不利于临终关怀的发展。四是缺乏相应的医疗保险，很多人没有经济能力享受服务。

　　期待一场死亡观念的革新

　　问：我们是非常忌讳谈死的民族，但临终关怀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你的人生不多了。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勤：中国人确实忌讳谈死，甚至用各种替代说法代替“死亡”的意思。这种情况下，跟病人及其家属谈死亡，是很难接受的，临终关怀也很难摆到桌面上来谈。但是，如果已经处于人生最后时刻仍强行施治，不仅病人自己很痛苦，对家庭也是巨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的观念：让患者安宁、没有痛苦地走完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崔以泰：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家庭，患者的姐姐怎么也不愿意接受临终关怀的建议，而是自己没日没夜地照料病人，累出了心律不齐，后来没办法送到我这里。结果家人得到了最科学的照顾，自己也不用背负那么重的负担。大家都知道印度文豪泰戈尔的名句：生如夏花之灿烂，死若秋叶之静美。这样的人生境界，我们远未达到。而临终关怀的开展，正为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途径。▲本报记者　吴翔

　　相关新闻：

　　美国60万人接受临终关怀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徐红

　　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一位美国临终关怀专家。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临终关怀事业起步相当早，第一家专业医院建立于1974年，到1995年已有2510家。2005年统计显示，美国约有60多万病人及其家属享受了这种服务。

　　美国国家临终关怀组织(简称NHO)成立于1978年，是美国规模最大，也是成立最早的非营利性机构，目前遍布在美国50个州中，有超过3100个分支机构。

　　1982年，美国国会颁布法令，把临终关怀条款加在医疗保险计划中，使临终关怀服务成为医保的一部分，为美国临终关怀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美国的临终关怀机构从小到大，已发展出各种正规的非赢利和赢利机构，并且以每年17%的速度递增。

　　记者了解到，接受临终关怀有一套严密程序。首先，严重疾病末期患者及家属向医生进行咨询，在确认身患绝症后，病人可随时由治疗转向接受临终关怀服务。与此同时，负责照顾病人的机构要与病人的主治医生联系，以确定患者病情，而且要求病人在一个名为“选择接受临终关怀表”的协议上签字。该表明确了病人可以接受减轻病痛的医疗服务，既不加速，也不延缓病人的死亡。

　　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工作人员由医生、护士、助理护士、社会工作者、义工人员、理疗师等组成。在美国，90%的病人在家里接受服务，只有部分病人住在老人院及医疗卫生中心。临终关怀机构首先会帮助患者家庭增添必要的医疗设备，以确保病人所处环境的卫生、安全、方便。接近生命终结期，随着病人对死亡恐惧的增加，专业人员会敦促家属持续陪伴在病人身边，进行精神安慰和止痛护理。有的病人接受临终关怀后，病情出现好的转机，可以随时取消临终关怀服务计划，进行积极的治疗。

　　当病人最终离开后，死者家属通常难以承受丧亲之痛，临终关怀服务会继续提供为期一年的情感支持，有的还定期举办活动，缅怀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