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废存：一场没有结果的争论

　　历史的长河，凝成花瓣上一滴清露；传奇的故事，浓缩成千年画卷上淡墨一点；她在远古洪荒的土壤里绽放,在世界文明的棋盘里露颖，惠施万世，恩霑黎庶，为炎黄儿女的繁衍生息默默守护。然而，在走过千年的繁花似锦之后，今天，却在淡漠与是非地纷争中踟躇……

　　中医药国粹，真的要消亡吗？

　　策划执行/本刊编辑部

　　编辑/谷 光 王宪其 陈晓伟

　　一场没有结果的争论

　　——中医存亡争议之辩

　　“网上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让中医在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西医成为国家惟一的医疗技术。”目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于取消中医的话题，是某些人的无知，还是中医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走到了尽头？透过中医的千年历程，让我们共同陷入沉重的思索——(导语)

　　源起

　　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医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早在清末就有人发表《废医论》来讨论中医存废的问题。前一阵子在网上进行的关于中医存废的这场大讨论，更是进行的如火如荼，探讨之火爆程度重新将这个问题推向了一个高潮。

　　2006年10月7日在全国各大媒体、网站上火爆传播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是这次中医取缔事件的导火索。在之后的“征集签名”的示范效应下，有关中医的讨论愈发成了一场大众狂欢，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发出呼吁，要征集百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有人甚至在网上发布了《征集取消西医的公告》。对这一事件《瞭望》新闻周刊作了详尽的调查报道。但是其真正原因还要从中南大学一名叫张功耀的教授说起。

　　综合张功耀在自己博客上贴出的文章可以看到，今年4月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可以被看作最初的导火索。在这篇文章中，张功耀称“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此后，张功耀陆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中医诸“优势”辨析》《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等文章，并在6月10日的《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这篇近乎宣言书式的檄文(指《告别中医中药》)，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他又断言，“不出20年，中医中药就将退出科学的殿堂，回到它原来的起点。”

　　其后他又撰写了《“中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分析》《“中医内部改良”何以失败？》《再论告别中医中药》《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医中药》《中医药“国际化热”的冷思考》等文章，大多被“医学捌号楼”等专业网站转载。

　　10月7日，这一基本局限在网络和医药圈内的事件，开始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起因为三天前张功耀和一位署名美国康复科医生王澄的人，起草并发布“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

　　根据有关方面人士透露，张功耀对中医的态度的逆反，是在他50岁时开始的。那时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的教材，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伪科学”。他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伪科学”，居然找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他开始阅读网上热闹的中医争论，并调整自己的思维。

　　对张功耀来说，转变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可以说非常容易。张功耀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影响思维方式的典型人物。

　　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在张功耀和他的伙伴用高亢的污辱性言词来指称中医中药时，注定了一场混战的发生。

　　有关中医困境与发展的理性探讨，事实上已经被口水所淹没。

　　声音

　　对此事件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说，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优势和特色。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有这样的签名行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杀，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称，中医中药从古到今都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任务，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次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这位发言人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色和优势，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发起这种网络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中医药历史功勋、现实作用和科学内涵的肆意否定和抹煞。

　　取消中医的说法激怒了众多的中医从业者。一位从事中医工作近30年的大夫怒不可遏：“这些人的言行实在太滑稽、太可笑了。对于这个幼稚的举动，中医界人士是不屑同他们进行理论的。”他认为，高喊“取消中医”口号的人，心态上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偏执因素，当然，不排除近年来一些跟中医风马牛不相及的保健品或是健身方式打着中医旗号到处忽悠消费者的事实，为本来不是很兴旺的中医在民间平添了一些不好的传闻，但是这口黑锅不能直接就扣到中医的头上来。他说，在历史上，一些学西医的人对中医有偏见，有看法，这不奇怪，但中医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已经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开始规范化、量化。他说：“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产生，对老百姓的医疗健康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西医才两三百年，怎么能相比呢？应该说西医和中医各有优点，不能取消任何一个。” 　

　　有网友尖锐指出，中医和西医各自孕育于两个完全异质的文明系统，因此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用任何一方改造另一方，都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消亡。而用西医改造中医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庸医的大量增加和良医的急剧减少。

　　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传统媒体开始频繁采访张功耀。浙江等地的中医为此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

　　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最为强烈。在当地的《三湘都市报》对张功耀的专访之后，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荣新奇出离愤怒了。他马上给《三湘都市报》打了电话，向张功耀下“战书”：我愿意出钱请张功耀来我们医院来考察一个月，看看中医药到底能不能治病。在和院长通过电话之后，他们决定由8名资深中医出面接受记者采访，回应张功耀的种种观点。

　　一位在中医药行业从事多年的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关于中医的学术争议很多，很正常。中医也需要发展，但说中医理论是伪科学，中医是骗子，中医治疗是害人，性质就变了。”　　

　　针锋相对后的结果

　　针对这一焦点问题凤凰卫视前不久在“一虎一席谈”栏目中开设了关于中医问题的争论的专题，在节目中火药味较浓，正反两方不仅据理力争，还投入了较多的情绪，不用说，双方的确是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信念在抗争，而不是为表演使节目好看。关于中医是否应该退出主流医学的问题，节目中正反双方表达之观点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毫无共同语言，所以这样的争论很难有结果。

　　节目后有网友这样评论，持中医应该退出主流医学观点的方舟子博士和张功耀教授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提出的理由是中医没有经过现代科学方法验证，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可靠，甚至可能带来危害。其观点建立在现代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如样本设置，双盲试验，随机抽样，重复试验，安慰剂对照，统计学检验等等。这些方法对接触过现代科学研究或具备现代科学素养的人，毫无疑问是真理，但对那些视经验为真理的老中医眼中恐怕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用个案说明问题是他们多年来判断有效无效的方法，更有那些接触科学方法较少的人，如市民，官员，患者，媒体人等，要理解这些东西恐怕更难。

　　另外，中医以个案和经验来判断其功效已是千年习惯，节目中裴教授反复说的：中医不需要检验，大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气概。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以感觉和经验判断世界的思维方法。虽然凭经验和感觉也可以成为判断方法之一，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经验也许是对的，但要成为科学理论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提炼，这样才能有较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可控性和可继承性。

　　最后，中医科不科学和中药有没有效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中医理论是多年来根据现象臆造出的一套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的理论，它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以实验为基础建立的理论体系；中药作用的药理基础与中医理论其实并无什么关系，是可以用现代药理学方法证明其结果的。这两者应该分开来讨论。我们尚未全面科学地证明中医药无效，就不能先下结论说应该废除，在没有科学方法充分证明情况下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无法说服广大群众。中医药毕竟有两千年的存在历史，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其功效是目前应该去完成的有意义的事情。哪怕不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只是未了解决社会疑虑，也是值得去做的。证明有效，中医可以放掉包袱，大踏步的发展，证明无效，就让它作为历史文化形态存在，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中医百年“存废”危机

　　中医是我国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国粹，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到三国两晋时期的华佗，人称药王的孙思邈和用毕生精力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中医理论的精髓就在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中间一代代的传承下来。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导语)

　　百年中几起几落的中医存废问题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到上世纪20年代初，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在学理上不具有科学精神，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岩、诸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中)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议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上海各大报馆的舆论支持。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上海的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充满了火药味。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 不久，国民政府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中医重新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关中医的争论仍未中断。这与毛泽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也曾出台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但最终导致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中西医结合”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

　　“文革”的到来再次给中医的发展带来打击，虽然那时赤脚医生遍及乡村，他们普遍采用一些中医中药方法给群众治病，但中医的发展事实上出现了退步。改革开放后，传统医药(中医中药)的发展和现代医药(西医西药)的发展一道被写入宪法。中医依然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但相较于西医，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