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没有法律约束的自律是无效的

　　质疑的声音

　　无论是准则也好，“医药营销师”培训项目也好，对这些举措的质疑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没有法律约束的自律是无效的。” 药品企业管理资深顾问刘洋先生细述企业的顾虑，“因为只有规范的大厂商、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推广条件的企业，才希望在有序的环境中竞争；而条件弱的厂家，尤其是同质化竞争的小厂家，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一定不会有太好的自律行为的。”

　　由于《准则》目前还没有法律的支持，和刘洋一样，医药企业人士普遍认为资格认证、执证上岗能起的规范作用有限。

　　“行业自律很重要，但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不能形式化。”

　　“产品不一样、对象不一样，为什么推广方式要一样呢？”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于明德会长说出了许多企业不敢说的话，“规范医药代表行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贿赂医生，代表是做得不对，但他只有满足了一些人的要求，他的产品才能在医院里销售，他才能活。现在规定医药代表只能做技术推广，不能签商业合同，毫无道理。很多企业的医药代表就是一个推销员。”

　　而《准则》中对医药代表的收入制度不得与医生正确处方多寡有关联的规定，也引起了诸多企业的不满。

　　“医药代表没有销量是不行的，企业要生存，经营业绩必不可少。” 一位药企负责人对医药代表的绩效考核与药品销售量不得关联的问题上，反对态度十分坚决，“指标不合理会导致盲目达成率，合理的指标会促成合理用药，不能因其有负面作用而否定整个激励机制。”

　　这些质疑或许就是《准则》目前还不能确定的原因。在日前的采访中，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秘书处负责人就表示，《准则》有很多问题需要再讨论，同时还需要和相关部门和企业再沟通。

　　业内对于对RDPAC的抨击和质疑更是激烈。

　　“RDPAC这是在‘做秀’。”一位国内药企高管反问道，“医药代表认证对反商业贿赂有用吗？给医药代表做认证，让医药代表受教育、守法、不与医生进行非正当的商业行为，这是对的，但你本就应该做合法的事。”

　　“写的东西好，但你没有监督措施、不进行检查，毫无意义。”一位业内专家说道，“内部培训是对的，但是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现在企业内各自都有培训，这样是否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在2006年11月，记者向RDPAC询问进展情况时，RDPAC委婉拒绝透露具体的推进情形，但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进展并没有达到预期。

　　而对于“医药营销师”的培训项目，很多企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心，一是这可能会增加企业负担，二是“医药营销师”没有法律授权，企业是自愿参与的，所以并不受法律约束，其真正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医药营销师没有法律授权，企业是自愿的，它就不受法律约束。如果政府强制执行，那就要依法认证。”一位业内人士提醒道，“在无法律授权之前，任何政府形式的参与都是违法的。”

　　对第一点，南京市劳动局职业技术培训指导中心负责人强调，培训的成本相对于药品推销成本仍然很低，培训项目受到参与企业的认可。而对第二点，他则强调，“医药营销师”仍处于试验阶段，要实施首先需要申报新职业；“医药营销师”持证上岗还要有法律依据，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

　　“医药代表行为规范、行业内的资格认证、医药营销师的培训试点，这些做法都会对这个行业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不要期待这样的行为就能完全规范整个市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刘洋先生说出了企业的心声，“新药审批、药品通用名、医药招投标、以药养医的机制，企业关注的这些点上，每一点都期待着法律的规范。”

　　寻“医”问“药”探根源

　　要想解除医药代表和商业贿赂之间的尴尬联系，我们也许应该从医疗行业贿赂形成的原因着手。

　　从企业层面来说，吴永佩主任分析认为，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混乱、严重供过于求，是产生医药贿赂的最重要原因。有的一个药品品种竟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生产，既有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企业生产或进口的专利药品，也有国内大企业具有品牌的仿制药品，还有许多小企业的普通仿制药品。

　　于明德会长指出：“在药品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按一般市场经济规律应出现降价或让利。但由于药品属于特殊商品，老百姓难以自己选择，企业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为产品销售对象，通过医疗机构把药品销出去，一些企业采用回扣、提成等违规手段达成目的。”

　　从医师层面来说，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患者依靠医师来选择药品，医师有处方的绝对权利。医师的处方习惯又会受药企推广行为的影响。同时，医师行业属高风险职业，却未能高回报，医师收入的横向比较，难以体现医师高医疗技术水平的价值。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职业收入的不满足和不良行为能轻而易举带来低成本的高收益，促使医师把自己已受药企影响的处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医师们把回扣当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利益来源，以补偿获得报酬的不公平。

　　“从医院层面说，医院有很大的困难，政府投入不足，也没给他一个新的体制，又允许医院创收，医院在用药上有很大的决定权，这几个原因碰在一起，就导致医院靠药品的加成收入牟利来维持医院财务运转。” 于明德会长指出，“在药品加成政策的利益驱动下，一些科室的医师接受回扣、开大药方、用高价药，以获得更高收入。同时，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让利于流通领域和医疗机构。药厂、药商、医药代表、医院、医生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回扣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何人来鼓帆

　　鉴于医疗行业商业贿赂形成的多方面原因，单方面医药代表的规范和认证显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依据上面提到的几个医药行业贿赂形成因素，在医药行业建立防控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才是解决之道。

　　首先要让回扣无滋生的土壤。只有合理医务人员的报酬、加大医务人员不良行为的成本、解决医师职业风险保障低的后顾之忧，才能做到医师对回扣不想拿、不敢拿更不必拿。

　　针对药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于明德会长指出这是历史问题，解决的办法只能靠市场竞争去规范。

　　药品生产所用的原材料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都是市场决定，只有药品的价格是行政定价，显然是一对水和火的矛盾。“药品的最终零售环节，缺乏真正竞争。”于明德说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改革。体制和机制上的改革包括合理确定医务人员报酬、改进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改变公立医院高度垄断的局面三个方面。”

　　于明德会长呼吁卫生主管部门应将医院分为公益性医院和经营性医院分类管理，那么政府主导的机制充分发挥，同时市场机制也充分发挥。

　　他描绘出一幅和谐的图画：国家定公益性医院的政策，并由政府出资，在人才和技术上给与支持，保证老百姓一个最低的医疗保障水平。对经营性医院，它的医疗价格完全由市场来定，政府只是行业监督，医院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医院的分类管理将会在一定程度的改变公立医院的高度垄断地位，药企也将在市场化中达到合理的布局。医疗补偿机制的改进，又利于重新分配药品利润，生产企业比以前获取较多的合理利润。企业把资金用于产品研发而不是商业贿赂上，药品销售自然以专业推广为主，而不是挂金销售，这样才能根本上杜绝回扣。” 于明德会长如是说道。

　　我们应该看到，政府部门对“医药营销师”的大力支持、药监部门对规范医药代表的主动行动，国家卫生部对医院改制的积极探索。借用周永刚主任的一句话，“医院对待代表应该持积极的态度，目前有的医院碍于社会舆论采用消极的态度，这是短暂的。”我们有理由期待。（文/王风 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