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戴钢盔事件续：纠纷背后的不同势力

　　尽管深圳边防检查关已经不再收费，深圳人还是喜欢把深圳分为“关内”和“关外”。关内高楼林立，一幅特区新面貌；而关外是混乱的工厂密集区域。

　　2006年年底，属于关外地区的深圳山厦医院发生了一起医生和患者纠纷，起因是治疗骨折的患者王世炯死于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

　　记者◎王恺

　　冲突最高潮，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戴着钢盔上班，文质彬彬的、原深圳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现医院董事长杨玉山亲自拿着棒球棒，带领20多人的保安队伍在医院外巡逻。巡逻当天，医院有一名叫“小海”的医护人员把排成队列的护士们戴着钢盔的照片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钢盔和粉红色的护士服装形成了强烈对比，他写道:“医患纠纷已经如此严重，谁来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

　　但是这场面很快被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指责为“钢盔秀”，

　　事实上，街道面对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以乡亲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力量，这李子才并不陌生，他经常被命名为各种事件的应急指挥，去对付各类根据地域组成的团体，“湖北人，贵州人，河南人，哪的人都有”。而另一种力量，他还不太熟悉，山厦医院属于不和政府多来往的私营企业，也是这两年深圳发展最快的民营医院——这家发展中的大医院，拒绝了政府的调解方案。

　　深圳布吉:一个河南女工和她背后的力量

　　深圳布吉下李塘村有上百个河南老乡，与死者妻子闫新平同属于河南南阳出来的就有30多个，村口停放的十几辆客货车全部是河南人开的。但如果不是这次纠纷，许多河南老乡还不一定认识闫新平，可是这些并不妨碍南阳老乡们在听到消息后蜂拥而至山厦医院。

　　闫新平和丈夫来深圳打工已经10年，每月1000元左右工资，在老家人看来已经是高收入。这10年的收入，大部分寄回老家，储蓄和养育孩子。他们始终租住于工业区典型的“握手楼”里——两幢楼之间相隔甚短，甚至可以握手。而楼里的两室一厅也由4家分用，每家摊的房租只有100元。

　　尽管一直生活在深圳边缘，甚至“深圳都没去过几次”，但是并不妨碍她用一种崭新的语言来面对丈夫的死亡。她觉得，如果丈夫死亡不获得相应赔偿，那么，“这家医院毁灭的就是一个家庭”，而家庭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她穿戴很朴素，但还是很注意保持仪表的整洁，戴着珍珠项链，非常有条理地讲述整个事件中他们的无辜。

　　王世炯骨折后，本在一家国营医院进行治疗，但是那家医院需要2万元左右的费用，一位老乡曾经在专门针对打工者的山厦医院看过病，觉得那里便宜，主动拿着王世炯的骨折照片请山厦医院的医生看看。医生保证，只要6000元，不会超过20天时间，就保证患者能治好，并且主动出了救护车，专门把王世炯从国营医院拉到山厦医院。“我们家离那里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入住后，她直觉到这家医院有很多不足:尽管门口导医人员穿着整齐美观，但病床就是最普通的床，和大医院那种有滑轮的床不同;输液也不会通知你是哪几种药;楼层里的清洁状况也不好，“虽然也有几幢高楼，但是细节上没法和国营医院比”。只是价格使她不再犹豫。

　　手术和恢复都很顺利，没有想到的是，20天后，办理出院手续时候，王世炯突然晕倒，“医院一直在抢救，但是几个小时后人就去世了”。医院解释死因是“肺栓塞”，一个一般人弄不懂的名词，闫新平说:“我们只要弄清楚，为什么看骨折，结果把人看死了。”

　　王世炯出事那天夜里，布吉的下李塘村就沸腾了，反正开着别克车的河南南阳老乡刘林当晚就去了医院，陪着家属坐到半夜。之后的几天，他不断地把老乡们拉往医院，“来来回回走了七八趟”。这些趟出车完全是义务的，“别看我们平时没什么来往，河南老乡出了事，就等于自己出了事”。

　　同村人蜂拥而至。第二天，医院门口停了几十辆平时拉客的车，越来越多人聚集在走廊上，要被子盖，要东西吃，要医院迅速拿出解释，并且说医院篡改了病历。尽管闫新平表示自己不知道最后有多少人，但是据平阳街道副主任李子才说，加上看热闹的，足有百余人，他们打着“还我生命”的横幅，在山厦医院门口示威。

　　“已经有群体性事件的前兆。”李子才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街道才介入此事中。调解之中发现，聚集的人群中，有专门从河南老家赶来的村支书金明汉，因为他的到来，村里在珠三角一带打工的许多工人都赶来，包括从东莞和惠州坐长途车来的。他们要求医院拿出90万元赔偿，“不然，明天来这里的可能是2000人”。那是整个村在珠三角打工人数的一半。金明汉说他是相信政府的，平湖街道出面，才使河南老乡同意把尸体运走，但是走的时候，必须按照老家规矩，放鞭炮和烧纸钱。这场热闹的乡村式出殡在杨玉山的记忆中，是山厦医院成立以来出现的最奇异、最“污浊”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