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8月27日讯 记者 郭晓宇 在今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对监督法的制定工作为什么历时20年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乔晓阳表示，监督法的政治性很强，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三权鼎立”，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
对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或者说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又有明确的划分。
乔晓阳说，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既有监督，又有支持；既要依法监督，又不代行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人大与“一府两院”都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他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从国家体制来讲，监督权的行使涉及到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以，制定监督法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准确地把握人大监督的特点，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优势，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需要时间，需要通过实践积累经验，统一认识。”乔晓阳表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定监督法高度重视，反复研究，慎之又慎，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各方面对人大的监督工作和制定监督法的认识越来越统一，所以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初审的基础上，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经过三次审议，今天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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